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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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原来姓什么不知道，却不姓李。周勋初的《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则通过对李白家人名字及其他行为的考察，认为李白出身于一个由西域迁来的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但不是纯粹的胡人。
富商之家 此说是受陈寅恪的"胡人"说影响而形成的新说。詹锳在《李白家世考异》中就认为李白家为"商胡"，王瑶的《李白》也根据种种迹象断定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个大商人"。后来，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更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认为，李白既不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也不是西域胡人，而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是，郭沫若不同意李白本人也在经商的说法，他认为：不是李白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上经商。
李广之后 此说也是从李白的自述而起的。但本世纪中持此说的学者不多，只有张书城。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迷》中认为，李白的远祖如其自述是汉将军李广（并推出白为广二十五世孙），但数到九世祖时，却不是凉武昭王李暠。李白的世系，在李广之后，是李广之孙、投降了匈奴的汉骑都尉李陵。因为李陵的不光彩身分，李白诗中隐瞒了这一点。李陵在蒙古草原上的后裔，后来加入鲜卑部，四世纪末，又随鲜卑拓跋部南下入塞。在北魏、西魏、北周历代，这个李姓家族政治上都很显赫。但到隋末，隋炀帝因忌李氏门族之盛，制造了一个大冤案，一举杀李浑、李敏、李善衡等一族三十二人，其余不论老幼，"皆徙边徼"，就是西域，具体指隋炀帝大业五年开发的西域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至罗布泊一带。李门大冤案中幸存的老幼即被徙于此，其中并有一房可能流寓到碎叶，即为李白的五世祖。
三、入长安的次数和时间
李白一生到过长安几次，都在什么时候到的长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次入京说 自唐代以来，各种关于李白生平记载的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李白一生中只在天宝初年奉诏到过一次长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有的李白生平研究著作，如黄锡珪的《李太白年谱》和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他有关李白的研究著作、李白诗选，都对此说无异辞。即就是在六十年代李白二次到长安说兴起后，也还有学者坚持此说，如刘广英在《〈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即认为，李白只有天宝初奉诏入京时去过长安。再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论及李白生平行事时，也只提李白天宝初年入京事，似仍持一次入京说。
二次入京说 此说起于六十年代，是稗山在《李白两次入长安辨》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该文中指出：第一，李白在关内写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他供奉翰林时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作品迥然不同，决不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第二关内诸诗反映事情甚多，似非一次入京所写。而《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登新平楼》与李白供奉翰林时所写《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虽同是暮秋之作，但诗中的感情显然不同时。因此，李白在奉诏入京之前曾去过长安；第三，根据李白诗篇中反映的情况，李白第一次入京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至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之间，夏季李白从南阳启程进京，这与奉诏入京时在秋天从南陵进京不同。到长安后隐于终南山，结识崔宗元、玉真公主、卫尉张卿、贺知章、裴十四等人。在政治上未得进展后，李白又西北游邠坊，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又回到终南山，大约五月间取道黄河东归，这与天宝间赐金还山取道商州大路东归也不同。稗山此论打破传统的一次入京说，但在当时及以后的十年间都未见有人响应。直到1971年11月，郭沫若才在《李白与杜甫》中对稗山此说加以肯定，并推断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1978年后，郁贤皓又陆续发表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系列论文，肯定稗山的两次入京说和郭沫若推断的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李白初入长安的论据。此后，学界赞成两次入京说的人越来越多，如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中的《校补记》和《后记》、安旗与薛天纬合编的《李白年谱》、詹锳为《诗人李白》一书所写的《序言》都采用了李白两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对李白初入长安的事迹作了补证，如薛天纬的《李白一入长安事迹之我见》、李从军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谢思炜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杨栩生的《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陶新民的《李白一入长安试论》等。但是，学界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如前所述，稗山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郭沫若、郁贤皓等人认为在开元十八年，乔象钟在其《李白》中认为在开元二十三年冬，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则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七年。关于李白此次出京的时间，亦有异说：郭沫若、安旗都认为李白在关内只有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即离京，郁贤皓认为在长安三年，约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离京，李从军《李白归蜀考》认为李白于开元二十一年去京归蜀。
三次入京说 此说的首倡者是李从军。他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中，认为李白除了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邠、岐之游。此说提出后，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安旗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中即通过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远别离》、等十一首诗的分析考察，勾勒出李白三入长安的始末。同时，胥树人在《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中也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一载冬）曾第三次入长安，其路线是由豳州经太原赴京，并与杜甫在长安相见，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即作于此时。此说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如郁贤皓在《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中就通过对李白天宝后期行踪的再考订，认为天宝十一、二载间李白不可能到长安。
四、李白的经济来源
李白一生漫游的经济来源，是本世纪学界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李白家庭或其本人经商说 1962年麦朝枢撰《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文，认为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他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李白在秋浦居住过，因此想到李白"到江南的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商业经营"， "由于有了万金之产，所以能够蔑视王侯"。此说提出后，得到了郭沫若、刘大杰等人的赞同和支持。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李白《万愤词报魏郎中》一诗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诗句，认定李白的兄弟都在经商，并推论说这两位兄弟便是李白漫游生活的经济后台。刘大杰在他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李白是一个与商业有联系的中小地主。另外，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对李白定居山东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除了为"学剑"、"探奇"之外，主要是李白在山东有经济来源。 />
主要是别人的馈赠和稿费 在麦朝枢文发表后不久，有许多学者与之进行商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如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的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八十年代以后，裴斐、乔象钟又相继撰长文对之进行探讨，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裴斐在《李白经济生活探源》中认为，李白的"经济来源恐怕主要还是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李白"能以诗谋生，称得上一个职业诗人"，并认为"李白思想性格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当中显得很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很特殊"。乔象钟的《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则分析了唐代士人漫游寄食的社会风气，认为李白之所以能浪游各处，"主要倚靠他的交游广，名声大，时人对他的优礼和敬爱"，又指出，李白就婚许、宗，在经济上必得到岳家帮助，所作诗文有的是为了谋生，其酬报亦应不少；天宝初赐金还山，可能用赐金扩大了家产。
五、寄家东鲁时的确切地点
李白在诗中说"学剑来山东"、"我家寄在沙丘旁"、"高卧沙丘城"、"穆陵关北愁爱子"，从中可以看出从开元末期李白就移家东鲁。《旧唐书·李白传》又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么，其山东寓家之地究竟在何处？是沙丘还是任城（即今山东济宁）？沙丘到底在哪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城说 因为有《旧唐书》的明确记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地在任城。本世纪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旧唐书》关于李白父亲曾为任城尉的说法有明显的错误，但仍然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之地是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