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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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铁民还著有《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分别考察了王维与当时执政者、王公大臣、中下级官吏、怀才不遇的士人、隐者、和尚、居士、道士等人的交游，并从中看出王维的人生志趣和政治态度。
还有一些成果涉及到王维有否吴越之行及入蜀等问题。
赵殿成认为王维无吴越之行，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也忽略了王维这一行踪。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论证了王维曾到过越州、京口、庐山等地，时间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陈铁民《王维年谱》也认定王维曾到过九江、润州（州治即京口），但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九年王维自岭南北归之时。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则断定王维在开元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间有过一次南游，历时两三年之久，文章还详细论列了王维此次南游的行踪。
另外，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认为王维曾到过巴峡，时间可能在开元二十八九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考订王维曾经入蜀，到过渝州，时间则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
三、王维思想研究
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而且一生中的前后期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广泛。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就对王维一生思想之发展及诗歌中所表现的性情和生活态度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五六十年代，学界又对王维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进行过讨论。八九十年代，学界则对王维与宗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格外关注，产生了许多论述王维禅宗思想的成果。
（一）、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纪上半叶 傅东华的《王维诗·导言》是本世纪较早涉及到王维性情和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奉佛造成了他"无可无不可"主义，主张"以不动为出世"，而视"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这虽不是纯粹的释教精神，却不能不说是由释教出发的。小尹在其《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王维》中就有一节是专论王维的性情的。他认为，王维"有这样一个大方的家庭，他又这样的慧敏，修养又如此深，自然他不会是个极端性情的人。他该属于平庸，沉着，天真一流的。""他爱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敬爱着母亲，更忠贞于他和妻之间的情感。""他不像他人一样说哭便哭，说笑便笑；但他的确有着锐敏的感觉，同时也有轻风一样的乐与哀。正像书法上的藏锋一样，那么浑厚，有力，修圆的外表。"
五六十年代 学界偏重于对王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陈贻焮在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中认为，"王维中年以前接近当时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思想感情中也的确存在着进步的和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却又是他许多诗歌带有人民性与积极意义的根据，但并不能就此过分地对他晚年给以夸大的评价。后期王维是消极的，是妥协的。他不满意不良的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我们不认为他甘愿背叛朝廷，去作安禄山的官，但他毕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保持与统治者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这些，我们不应只看作为佛学对他所产生的坏影响，相反，他的学佛，也应看作为他思想意识中妥协一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稍后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也探讨了王维的政治倾向、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他后来为什么由热衷政治而转向退隐田园的问题。该文认为，王维的政治倾向首先表现在对张九龄的支持上，他的政治倾向"和唐初以来的开明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又是和当时的"腐败政治势力"明显对立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就不能不承认他的政治倾向的进步价值"，"王维本不是一个主张归隐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那时代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治的恶浊，这就是王维归隐的根本原因。""王维归隐后既不是清一色的积极，也不是清一色的消极。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东西并存着。而且有着一个消长的变化过程，一般说来，越到后来消极的东西越加发展，越加占了主导的地位。"
当时类似的文章还有周通旦的《从王维的思想分期论王维的思想》、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等。另外，当时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等，对王维思想的分析和评价也和上述陈贻焮、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所撰写的文章观点相近。
（二）、八九十年代
从六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对王维思想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又开始对王维的思想比较关注，不过此时人们注意的焦点是王维与宗教（尤其和佛教禅宗）之关系。
王维与佛教之关系 王维一生奉佛，故学界对其与佛教之关系格外关注，但是这一方面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
陈允吉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与禅宗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八十年代初相继发表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等。其中《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一文认为，虽然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地受过禅学北宗的影响，但是随着禅宗日益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会在南阳相遇以后，他终于完全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
在陈允吉之后，研究王维与佛教之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了，主要有马欣来的《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贾晋华的《试论王维对禅宗的反影响》、姜光斗的《论王维的佛教思想》、洪丕谟的《王维、白居易与佛教》、严国荣的《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等。
其中马文对学界一直认为王维学佛已是"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唐王朝对文人的态度是优礼有加，但不予以重任，这对那些抱负远大，尽欲一鸣惊人的文士们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文人慕道、奉佛、归隐首先是为了忘却那条想走而走不成的路。王维就是如此，他对佛教、禅宗的接受、信奉是有限度的。他虽尝真心学法，但并未"解悟"、"解脱"。他又学佛，又背佛。学佛因为他寂寞空虚，背佛又说明他学佛是自我排遣，而不是人生信仰。文章认为，由于严羽、胡应麟、王渔洋等人的评论，遂使王维成为超然物外、高不可攀的神秘的禅宗代表，这是不合王维实际的。贾文则指出：王维的思想和诗作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但有的学者把王维之后才出现的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也用来印证王维的诗歌艺术，似有违禅宗发展实际历史。王维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禅兴起之前，已采取了自然任运、触处即真的悟道态度；在凝练隽永、富于诗意的机锋、公案出现之前，已写出了众多饱含禅意、含蓄冲淡的山水写景诗。而且两京收复后，肃宗召神会进京入内供奉，南宗禅大盛，与王维在天宝初年写《能禅师碑》盛赞南宗禅，为其张扬分不开。文章指出，王维与洪州禅的种种相合当非偶然，洪州禅的开宗立派在王维之后，因此应该是王维影响洪州禅而非相反。王维对于洪州禅的中国化、老庄化和诗化，应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姜光斗文认为，王维不仅倾心于如来禅的渐修理论，更倾心于祖师禅的顿悟学说，当然王维宣传得最多的，还是南宗禅的"中道观"。由于王维是在家居士而非出家僧人，再加上当时佛教宗派都极活跃，所以王维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他在信仰禅宗的同时，既可超越慧能、神会的某些思想，又可信仰净土宗等其他佛教宗派。另外，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严国荣文则专门探讨了佛教居士信仰对王维心态的影响，文章通过王维一生爱佛、求佛、信佛的变化过程，看出居士信仰在王维一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认为超越"我执"与"法执"的居士信仰是王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选择的结果，后来王维由忏悔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强调实践、方便的"菩萨行"，更彻底地体现了居士信仰。
另外，张清华的《诗佛王摩诘传》中有一节《任运自然得禅趣》也专门在对比中讲了禅宗对王维诗歌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影响，讲了禅宗与王维诗的关系。
王维与道教、道家思想的关系 学界对王维与道教关系的探讨远远落后于对王维与佛教关系之研究，其中探讨得较为深入的文章有史双元的《论道家思想对王维生活和创作的影响》、陈铁民的《王维与道教》等。史文指出，在服药、行气、保精几个方面，王维都有所实践，其生活态度确实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在王维的政治观、人生观特别是艺术观中道家思想的烙印十分鲜明而突出，如其诗文中常传布道家"无为而治"、"毁圣弃智"、"委身自然"等思想情绪。王维首创纯以墨色写形的水墨山水画，诗风以清淡为主，也与老子尊尚朴素阴柔的美学观有关，王维的艺术观最得道家精髓，是艺术化地发扬光大了道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