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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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唐山水诗精巧工细、讲究诗眼句法的要求相适应的是，晚唐诗人多写作近体，而少歌行。文章最后认为，晚唐山水诗的兴起，与参禅好佛的时代风气关系极大，与温、杜等描写歌楼酒肆、纵情声色的作品同样都是士大夫们面对日益黑暗腐败的现实无可奈何而追求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
王红文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晚唐的咏史诗进行了探讨，认为是晚唐这个忧患时代促使诗人"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探求解答现实困惑的路径；从时代的变迁中参悟人生的哲理；追忆昔日辉煌以抒发末世的感伤；寻找前人的覆辙以警戒当今"，造成了咏史诗的繁荣，也是这个时代使咏史诗"带上了明显的伤悼特征"。其悲剧美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涵盖于历史题材之上"，这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和冷峻的理性复合构成"。与感伤情调和沉思的特征相应，"晚唐咏史诗无爆发式的情感表现，多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呈现出深婉朦胧的悲剧美。
孙昌武文则指出，洪州禅发展为禅宗主流的中晚唐时期，禅由强调不立文字转而要求发明心地，着重言句，创造出大量偈颂与语录。禅门偈颂从明禅歌赞、乐道歌到传法偈、开悟偈、投机偈、遗偈以及颂古等有多种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禅门偈颂和语录是代替佛教三藏的新经典，也是文学创造，是独具特色的禅文学。在中晚唐，禅文学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对整个文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而从诗体方面研究晚唐五代诗歌的文章则不多见，主要有刘宁的《论唐末绝句的丰富发展》。该文着重讨论了唐懿宗咸通以下的唐末诗坛的绝句艺术。作者认为，唐末绝句，吸收了盛唐、中唐以至晚唐所出现的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响，发展了明显的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甚至对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呈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中所揭示的艺术问题也相对复杂，对于认识绝句这一诗歌体裁的艺术特质极有裨益。
晚唐诗人群体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太多，主要有周勋初的《"芳林十哲"考》和臧清的《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等。
其中周勋初文主要对"芳林十哲"的得名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臧清文则主要探讨了十哲的形成过程、诗歌特征。她认为，李频、薛能对十哲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十哲善于将惨痛的人生和人生的感受诗意化为梦醒后的追忆和惆怅。这种低回寻觅、黯然神伤的悄吟乃是当时文人典型的情感表达方式。十哲虽然丧失了理想和热情，但尚未丧失知识分子的良心，诗歌格调不高但其真诚可贵，由此也反映了唐诗在精神气骨上的渐趋萎顿。作者还指出，咸通十哲是在唐末社会文化的孕育下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典型性不在于准确而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没落趋势和社会矛盾的本质，而在于代表了这个时代大多数失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一般理解和无可奈何的共同心态。他们在艺术上所作出的努力虽然微弱，却对五代和宋初诗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原因，当不仅在于诗风的延续性，更在于这种诗风对于无力振作的时代的适应性。因此，在唐末众多的诗群诗派中，相较于讽刺现实的诗歌以及浮艳空洞的颓风，十哲代表的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诗风，更能体现当时诗界派别纷歧、门径庞杂的表象下的真实面貌。
晚唐诗歌考订和整理 八十年代以后，对晚唐诗歌进行综合考证、整理的成果主要有：佟培基的《晚唐诗重出甄辨》、梁超然的《唐末五代广西籍诗人考论》、吴在庆的《晚唐五代诗人名、字考辨》、吴在庆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傅璇琮、吴在庆的《唐文宗大和七年文学编年》等。
第二节杜牧研究
杜牧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本世纪人们自始至终一直对他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给予较大的关注，八十年代以后更产生了好几部杜牧研究专著。本文下面拟从生平和思想研究、诗文研究、文学思想研究、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百年来学界的有关杜牧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生平、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阶段，1933年林建略发表了《晚唐诗人杜牧之》，这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其人其诗进行全面分析的专题文章，其中分"杜牧传略"、"杜牧与李温"、"热烈的襟怀"、"关于杜牧的韵事"、"矛盾的两方面"等几个部分，对杜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较有深度的考察和评述。此后不久，徐裕昆又发表了《杜樊川评传》，该文对杜牧生平和性格的分析又较林建略文为详。稍后，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则更侧重于杜牧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且分析得也更为细入。四十年代初，缪钺发表的《杜牧之年谱》，可以说是本世纪最早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杜牧生平的著作，不仅理清了杜牧的生平行踪，为不少诗文作了精确的系年，廓清了一些历代相传的讹传与谬误，而且对杜牧的身世思想及诗文艺术风格均有简约精到的发明，为后来的杜牧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杜牧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杜牧生平研究一直处于低谷阶段，此时有关的成果主要有缪钺的《杜牧卒年考》、《杜牧与张祜》、《杜牧传》以及王达津的《杜牧的卒年》等。杜牧生平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是八九十年代，此时除了缪钺出版了《杜牧年谱》的增订本，吴在庆、胡可先、王西平、曹中孚等学者用力尤勤，他们分别（大多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出版了《杜牧论稿》、《杜牧研究丛稿》、《杜牧评传》、《晚唐诗人杜牧》。
综观近百年来的杜牧生平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的：
卒年 关于杜牧的卒年，学界有这样几种说法：（1）大中六年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中依钱大昕《疑年录》谓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癸未，卒于大中六年壬申，享年五十。吴在庆也在《杜牧卒年及〈杜秋娘诗〉系年考辨》中与王达津的大中十一年说商榷后指出，杜牧应卒于大中六年末。陈尚君的《杜牧卒年订正》虽然同意缪钺《杜牧年谱》中关于杜牧卒于大中六年的论断，但是他认为，在标明杜牧卒年的西历时间时"应以853为正"，因为杜牧《自撰墓志铭》有大中六年十一月十日梦中得谶语等事，而此后"尚能往讯星工，自撰墓志，并非卒于当时"，而此后八日已是公元853年，"从其本人活动看，可肯定尚未卒。"吴在庆在《杜牧卒年再考》也根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所记杜牧自撰墓志铭后"逾月而卒"的记载，确定杜牧卒于大中六年十二月。又据是年十二月一日乃公元853年1月13日，而确定杜牧实卒于公元853年，享年五十岁。虽然如此，但是吴文认为，"还是按照一般中西历对照的通例，大中六年既然相当于公元852年，则杜牧卒年仍应写为'公元852年'"，否则，"将会误会认为杜牧卒于大中七年"。（2）大中七年说。后来缪钺在《论晚唐诗人杜牧》中，又转而依从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编证》，推定杜牧之卒不得早于大中七年七月，故谓杜牧卒于大中七年，享年五十一。（3）大中十一年。王达津在《杜牧的〈杜秋娘〉诗和杜牧的卒年》中针对岑仲勉、缪钺的大中七年说提出商榷，他根据杜牧集中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职御史大夫制》、《卢摶除庐州刺史制》、《张直方授右骁卫将军制》等文章，推定杜牧应该卒于大中十一年七月以后。胡星林的《关于杜牧的卒年》也持此说。（4）不早于大中末说。罗时进在《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中认为，杜牧此文的背后只是一个自以为不祥的梦，不足以据之考订杜牧卒年。作者认为，这时杜牧"少得恙"，杜牧把偶染小恙当成灭顶之灾，虚惊一场，而绝非卒于该年。文章认为，杜牧卒年当不早于大中末。
生平重要行事 （1）杜牧迁中书舍人之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认为杜牧迁中书舍人在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但是未言究竟在是年何时。吴在庆在缪钺《年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时在大中六年夏秋之间。
（2）杜牧离宣州赴扬州幕职之时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杜牧传》、《杜牧年谱》中均认为杜牧于大中七年四月沈传师内召后，即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府幕僚。曹中孚的《晚唐诗人杜牧》和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评传》也都认为杜牧是在大中七年四月以后到扬州的。但是，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则从杜牧诗中考知，杜牧离宣城赴扬州是在大中七年秋日。
（3）杜牧赴黄州刺史任之路线及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谓杜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出任黄州刺史，但是未言何月及具体路线。吴在庆进一步考证出杜牧出刺黄州是取道秦岭、商州、南阳一路的，且出京在三月初，到黄州已在四、五月间。
（4）行止补考。缪钺的《杜牧之年谱》、《杜牧传》和《杜牧年谱》对杜牧的交游和行踪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考述，但是吴在庆和郭文镐又分别有所补充：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补入了大和三年、开成三年、会昌元年、会昌四年、大中二年等五条；郭文镐在其《〈李府君墓志〉作年与杜牧有关行止考》一文中补充了杜牧在开成二年春分司东都往还洛阳、扬州间的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