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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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因而诗歌也缺乏现实内容。"说李贺诗歌"以阴冷凄清的笔调，堆砌些华美的词句，内容空洞，充分反映了他生活的空虚。"又说他的诗歌中有"一种颓丧的情调，向鬼的世界寻找安慰，和现实隔离就更远了。"
持相近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也认为李贺"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缺少联系，对广阔的社会生活没有深刻的体察和认识"，"视野不宽"，而且他的一些抒写幽怪境界的诗歌"歌颂神秘、歌颂死亡，正是诗人对于人生感到空虚、幻灭的一种表现，影响是不好的"。
文革之中 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李贺被划为"法家诗人"，故当时的报刊上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分析李贺诗歌中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员杨启顺等在《法家诗人李贺》中就强调了李贺对"天命"论的无情揭露，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坚强决心，更认为李贺对秦始皇的赞词，充分体现了他的尊法反儒思想。吴汝煜、郑云波的《李贺的法家思想及其同韩愈的路线分歧》则就三方面立论：（1）同情"永贞革新"，宣传法家思想，痛恨代表大贵族、大官僚利益的腐朽保守势力；（2）不避家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敢想敢说，顽强不屈；（3）关心国家统一，希望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文章还指出，"李贺后来不仅与韩愈没有交往，而且还在诗歌上发表了许多同韩愈完全相反的政治见解，公开站到跟韩愈对立的路线上。"
文革以后 文革结束后直到九十年代，人们不再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贺的思想，而是以比较历史、辩证的观念，对李贺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学界主要是肃清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对李贺思想评价的不良影响，如孙望《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一文就对某些人在文革中"不仅把李贺捧上了'法家'宝座，而且硬给他与永贞革新派拉上关系"的做法深表不满，他说："事实上自二王执政以至失败被贬的整个过程，十六岁左右的李贺正在吴越一带作漫游，他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运动的可能"，而且，"不能因拔高李贺而讳言他与韩愈的关系。为要虚构儒法斗争的历史，而把韩愈树为李贺与之斗争的对立面，更非所宜。"同样，余美云的《李贺诗歌的思想评价》也对"四人帮"横行时李贺被捧为"法家诗人"的做法表示反感，文章既看到了李贺诗歌中积极的一面，认为"诗人突出加以表现的主要是抒写个人受压抑的痛苦与激愤以及反映社会现实两个方面"，但是文章又指出，"也应看到，李贺由于家世的沉沦，贫寒的处境，四处碰壁的遭遇，以及唐王朝国力日益衰颓的客观现实，使他看不见出路，因而他的诗歌充满着悲哀和绝望。"
然而，也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逐渐拓宽了李贺思想研究的领域，方法和视角都日趋多样，而且越来越注重对李贺性格和心理特征的研究。
如陈允吉接连发表了《李贺诗中的"仙"与"鬼"》、《〈梦天〉的游仙思想与李贺的精神世界》等文章，专门探讨李贺诗歌中的"仙"、"鬼"意识，他在前文中认为，李贺的许多诗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彷徨生死之间，在苦心思索生命的奥秘，试图寻找一条摆脱死亡的道路"，"李贺的灵魂深处，充满着生与死的冲突所激起的痛苦。他慨叹瑰丽神异的天国难以到达，就把注意移到棘草丛生的墓场，他无法肯定生命得到长存，就转而歌唱死亡的永恒，歌颂操纵命运的神秘力量。他在诗中经常写鬼，又经常写坟墓，正是他心中生与死激烈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后文中他则通过对《梦天》一诗所表现的游仙思想的分析来探讨李贺独特的精神世界，文章认为，李贺表现"沧海桑田"，并非意在肯定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的否定力量，在诗歌中加以诅咒和悲叹的。而这，从它所显示的哲学思想的精神面貌来看，是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同样，对李贺诗中神鬼意识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王樯、史双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谈李贺诗歌艺术中强烈的主观色彩》、赵力的《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陈维国的《黄尘草树徒纷披 几人探得神仙格――李贺神鬼诗探源》、廖明君的《死与生的探求――李贺"鬼诗"论》、《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罗秉恕的《从〈楚辞〉的启示略述李贺诗歌创作的"巫"心态》、陈友冰的《李贺鬼神诗的文化背景》等。
另外，从佛教角度研究李贺的则有张国风的《李贺诗歌中的天竺佛影》，该文主要研究了李贺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还分析了李贺诗歌中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意象，认为李贺诗歌从佛教文化中得到过很多启发。
八十年代以后，从性格和心理角度研究李贺的文章也不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陈书良的《李贺诗歌的病态美》、张国风的《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个性和心理对艺术风格的影响》、陈允吉的《李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贾靖的《李贺诗的语言和心理》、孟修祥的《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杨旺生的《生命的探索》、陈友冰的《论李贺的抑郁气质和躁动心态》等。
其中陈书良文认为李贺诗歌的病态美是生动的、也是独特的：首先，李贺相当一部分诗歌无批判地、甚至是沉醉地描写了阴森和死亡，其次，还表现于怪诞的境界、过分的伤感，还有一些宫体艳情之作。文章还分析了李贺诗歌中病态美原因和实质，说它"是李贺在憎恨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转而厌弃现实的情绪支配下创作出来的"，"是在封建时代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被诱惑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却又被残酷地摒弃于'龙门'之外，让忧愁、贫困、疾病来摧残其身心的痛苦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张国风文首先分析了李贺的个性和心理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其次论证了李贺的个性和心理是病态的，最后认为病态的个性和心理造成了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
陈允吉文对李贺一生的经历、思想、审美心理和创作特征作了全面而又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厄塞、衰颓的生活现实，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李贺没落贵族的身分、娇宠的家庭教养、病弱的体质和近乎丑怪的外形造成了他的精神畸形和心理的变态。在现实生活中，他"一方面好自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冀求别人的提携和保护，这对矛盾现实出求仕过程中病态心理的主要特征。。他在自大与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始终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文章还认为，"李贺这个人的襟怀是比较儇浅的，他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感觉，理性思考则异常的不成熟"，"不可能象杜甫那样赋予其作品严肃的政治、伦理色彩"。
孟修祥文则试图用变态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李贺的性格和心理，他认为，"由于长期沉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世界，对周围的一切现象不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李贺看到的仅是他自身实感的投影。在真实的客观世界中，他丧失了一般正常人的生活能力，形成了非本来的、非实存的生活方式，使其生命仅仅面向自己。""当他看待外界时，也是带着主观的眼光，对那些真实的客观的现实就视而不见。因而他笔下作为心灵显现的诗作便呈现出变形、歪曲、倒置的意象。""李贺所建构的鬼蜮世界来自于他的变态心理所造成的幻觉，这种幻觉因某种事物触发，逐渐地或突然地消散和变形，成为一种梦魇般的形象。"文章还追溯了李贺变态心理所产生的根源：一、与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有关，二、现实生活的挫折，三、与变乱衰薄的社会环境有关，四、宗教活动的影响，五、楚文化的熏陶。
陈友冰文也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李贺的抑郁气质和躁动心态及其保护性抑郁在其创作和言行中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产生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文化背景。文章认为其病态心理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李贺一跨入社会，就有种急欲成就功业、显亲扬名的紧迫感和焦灼感。这种心态使他经常失眠、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躁动不安，不到二十岁，便出现鬓发凋落变白等早衰症状；（二）这种抑郁躁动气质使他的心态极不稳定，有点神经质，在创作上则表现为一首诗中感情瞬息万变，同一时间写的诗章会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三）这种抑郁躁动气质所形成的飘忽意念还使他的诗歌结构跳跃而少关连，意象朦胧而晦涩。论文还指出，李贺之所以没有变成忧郁型或狂躁型的精神分裂症，是因为人的机体内还有种保护性抑制。这种保护型抑制体现在李贺身上，主要是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补偿法，即通过现实中的偏好和幻想上的满足来获得心理补偿，维持心态平衡；二是回避法，即不去正视会给自己造成心理创伤的客观现实，转向内心世界，沉浸于能让自己获得安慰和心理满足的幻境之中，从而实现心理平衡；三是宣泄法，即通过对某种心理压力的直接宣泄来使精神和肌体获得短暂松弛和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