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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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沈佺期的《杂诗》（闻道黄龙戍）、《古意》一类工整的五、七言律诗，在初唐边塞诗中是极少见的。
金涛声的《唐代边塞诗的先声》则结合研究分析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边塞诗的题材内容及艺术特色，颇能予人以启发。张啸虎的《略论唐代前期的爱国诗》虽然不是专论边塞诗的，但以边塞诗为主，文章说，唐代前期产生的大量爱国诗，无论是精神风貌还是艺术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李世民歌唱战斗生活的诗篇《破阵乐》、《饮马长城窟行》等，洋溢着英雄气慨和民族自豪感，反映了唐初的恢宏气象，"实开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虞世南的《从军行》、《出塞》、《拟饮马长城窟行》、魏徵的《述怀》，都反映了"隋唐之际的时代精神与唐初的开阔气象，给长期以来格调日趋卑靡的诗歌，注入新的生机和艺术活力"。
四、九十年代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初唐诗歌的宏观研究又出现大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出现了一大批很有质量的论文，而且还出现了几部以初唐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即尚定的《走向盛唐》、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葛晓音的《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等。
初唐诗歌艺术综论 九十年代，对初唐诗歌进行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葛晓音的《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是一篇力作。作者认为，初唐宫廷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箴规型、颂美型、娱乐型，而宫廷文人颂美型的诗歌，与四杰许多诗赋中所表现的感情相一致，"初唐四杰后来把这类诗发挥得更加铺张扬厉，也说明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贞观颂声的复归"。该文指出：初唐宫廷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倾向虽然与诗歌革新派迥然不同，但没有形成绝对的对峙关系。他们在政治上和人事上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诗歌也必然互相影响。从唐诗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宫廷诗中的雅音虽为革新派所首肯，其实 却是导致诗歌僵滞的重要因素。而杜审言和沈宋在艺术上的变革，既是对唐初以来齐梁遗风的突破，又弥补了四杰、陈子昂等革新派的不足"。因此，她主张应给初唐宫廷诗人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该文的出现，可以说第一次理清了所谓的初唐宫廷诗人和革新派诗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给初唐宫廷文人以一个较客观的评价。这说明学界已不满足于沿用和阐释前贤旧说，开始直面被尘封的文学史实，发抒己见了。戴伟华的《初唐诗赋咏物兴寄论》也是一篇优秀论文，该文不仅论及初唐四杰的咏物诗赋，而且论及四杰之前和四杰同时的魏徵、崔敦礼、谢偃等人的咏物诗赋以及苏味道、李峤等人的咏物诗，并与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的"兴寄"理论联系起来，这就使该文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概括性。
赵昌平的《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则对唐诗研究者历来所忽视的上官仪及其上官体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作者认为，从诗人的历史承担来观察上官体，便会发现，它尽管有着本身固有的弱点，却恰恰是李唐开国以来三四十年间，中朝诗人苦苦探求唐诗发展新路的第一阶段的成就的结晶。在太宗、高宗两朝寻求南北诗风融合，以创造足以表现大唐气象的诗歌风格的不同方向的努力中，上官体代表着顺应诗史内在趋势的一派。唐初，因反对六朝绮靡之习而被忽略了的小谢体的精髓及其所代表的齐梁时代对诗歌艺术的深刻认识，至上官体方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扬。上官仪上承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而卓然名家，又下开四友、沈宋一脉，即使反对上官体的四杰，究其创作实际，实也受到上官体的深刻影响。至盛唐，上官体虽已过时，但其艺术因素依然对唐诗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可以说盛唐诗既是对上官体的反拨，又有着对它的不可或缺的继承，没有上官体的成就及其后继者的开拓，盛唐诗恐怕至多只是对汉魏诗的简单回归而已。
袁行霈的《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对初唐诗歌的分期和发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初唐诗歌的下限应该划到开元八年（720），即共102年。他还认为，和盛唐、中唐、晚唐三期相比，"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位第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只不过为盛唐诗歌的大繁荣作了准备而已。"他将初唐诗人分为三代，第一代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第二代活跃于太宗、高宗年间，第三代活跃于高宗武后在位时期，"纵观初唐三代诗人，我们可以说，初唐诗歌的演化，就是从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诗歌的御用性曾经束缚了齐梁陈隋四代诗人的才能，在初唐仍然是诗歌发展的障碍。而初唐诗人由于身份发生变化，才逐渐摆脱了这种御用性，诗歌得以缓慢地发展。"至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指出了三点：一、诗人本身身份、经历、品格、性情等方面的不足，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二、初唐诗人因袭南朝诗歌的传统太重，对写作技巧声律、属对、用事等倾注了太多的注意，理论于创作互相脱节，整个诗坛显示了太多的盲目性；三、除陈子昂等少数诗人外，他们没有走向广阔的社会和广大的读者，没有唱出时代的声音，因此不可能有突破的力量。
葛晓音的《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从《李峤百咏》入手，通过追溯初唐到盛唐"How to"之类著作的发展过程，探讨这种树立创作范式的作法与诗歌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为盛唐诗歌的繁荣找出若干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文章认为，从杜正伦的《文笔要诀》到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议》，这类"How to"由作法渐向理论过渡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而由作法向理论的过渡，也就是初盛唐诗由普及走向提高的过程。《李峤百咏》诗是初盛唐诗文作法类也即"How to"著作的代表，它的出现带有划分阶段的意义。前一阶段也即初唐时期，主要是讲字、词的用法，声病的避忌，对仗的格式。但已显示出讲作法由字句到整篇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作法的示范标准由物色转向情意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察，发现这类著作确有推动初唐诗普及和提高的作用，原因是在初唐这类书并不只是适用于童稚，而是面向朝野士大夫和广大新进士人的。其结论是：促使初盛唐诗歌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干谒、观光、交游、文会等社交活动，频繁的诗歌社交应酬，促成了声律对偶著作的流行，而它们的流行，反过来又使诗文作法知识得到普及，提高了朝野诗人的诗歌水平。而只有在文学写作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盛唐诗的全面繁荣。由于这篇文章"为唐诗繁荣原因问题开辟了新的解释途径，得出结论切实可信。文章所使用的材料，多属当今学界少有论及者。文章层层剥离，内在逻辑性强，视角既新，思路亦清，总体水平颇高"，所以被《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古戏曲基金联合设置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评委会评委第一届也即1995年度优秀论文奖。
初唐山水诗研究 九十年代初唐山水诗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陈列的《试论初唐山水诗》是一篇概述性的论文，文章是想通过对初唐山水诗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以便更有利把握唐代山水诗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鹅行鸭步的步履──沿袭与创新"。她认为，初唐山水诗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可分三个时期，太宗至高宗龙朔年间为第一时期，沿袭南北朝山水诗写景繁琐、状物细巧的特点，多写皇家的苑山池水，创作内容日趋狭窄，并进一步发展了齐梁诗辞藻华丽、对偶工整的诗风。第二时期是高宗麟德至武则天执政前期，宫廷诗风有所减弱，大批充满生气的下层士子跨入文坛，给初唐山水诗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四杰的山水诗"视野顿开，境界遂阔，万水千山的千姿百态尽收笔下，打破了前代山水诗多表现江南一带秀美山水的局限，使得山水诗的题材、个性、风格都得到一次解放"。陈子昂的山水诗，"突出的特点是汰繁就简，由密趋疏，与前人比较，更具有疏宕发越的特点"。第三时期是武则天后期至中宗，"齐梁诗风虽未完全消退，但朝野诗风或多或少的、却普遍的带有唐人气息，正向盛唐风格发生变化"。沈、宋、张九龄、张说的山水诗情与境更和谐，而且能表现自己的独特的感受，表现了一定的山水个性和作者个性，有新的开拓，为盛唐山水诗打下很好的基础。二、"内含的扩大与深入──历史感和宇宙意识的加入"；三、"艺术手法的丰富与发展"，在形式上，由古体而趋近体，由密俪而疏散；在手法上，由罗列到组合，从写实到写意。这一部分有一些精彩的概括，为篇幅所限，只得割爱。
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则专论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又从"方外十友"的角度切入，论题相当新颖和集中。其主要论点为："方外十友"，主要见于《新唐书·陆余庆传》，这是"初唐一群爱好方外之游的文人的代表"。他们交游的时间大致可考定在685──689这十年间，而地点则以嵩山为主，反映了一时的风气，"是初唐文坛上值得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