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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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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书籍名:《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杜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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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唐诗总论  金启华的《初唐诗论纲》是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初唐诗进行宏观研究的论文,而且该文较之五、六十年代类似的研究更注重诗歌艺术本身,文章认为"初唐诗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即太宗时期与武后时期。前者为唐诗之开端,后者为初唐诗之鼎盛。"又认为"前期的太宗时期,为唐诗沿袭前朝诗风而图变革的阶段,在诗的对仗方面,更规范了。王绩、王梵志则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后期之武后阶段,则珠英学士与四杰各各驰骋,分道扬镳。惟仍有其共同之处,则在以玄理入诗的一些七言长篇。陈子昂倡复古之义,在当时,人微言轻。对后代,则影响极大。总之,初唐诗是中国整齐句式的格律诗正式形成的时期,也是古诗的优良传统得到赓续的时期。尤其是艺术手法上的千变万化与纯熟运用,为后代诗人广开了门路。"

            1985年左右,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篇宏观性论文:重要者如杨柳的《论初唐诗坛》、葛晓音的《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

            杨文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初唐诗坛的"因"与"革"的演化,作者首先通过对唐太宗和他周围的文人学士的创作主张及诗歌的分析,指出唐王朝建国初期的诗坛,也在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逐步发生着变化。虽然"这批诗人生活在旧朝较久,陈、隋浮艳诗风在他们身上影响较深,挣脱不易",未能"成为革新中的主流和中坚力量",却是"唐诗革新中的先驱和探索者"。接着,作者又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为革新初唐诗风做出过更大贡献的当推王梵志、王绩以及稍后的陈子昂。此外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和沈、宋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最后,作者论述初唐诗歌的贡献和影响说,初唐包括李世民及宫廷侍臣在内的大批有卓识、有才华的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的盛唐诗坛铺平了道路,准备了条件。沈、宋、王、杨、卢、骆、陈子昂等人,对开元、天宝时期的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诸人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相对说来,葛文论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当时类似的论文,文章首先对当代学人论及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功绩,每每着重在清除绮艳文风这一点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文章认为,"仅仅笼统地以反对绮艳来解释初、盛唐诗歌革新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文风的改革取决于多种因素。就初盛唐诗歌几经反复的发展过程来看,恢复建安时代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突破美刺讽谕的传统风雅观念,逐步解决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内容和艺术的复变关系,用健康的审美标准批判地继承齐梁诗的艺术成就,使盛唐诗形成理想主义的倾向和乐观昂扬的基调,达到融汉魏风骨于南朝文采的完美境界,应是初、盛唐文人反对绮艳的具体内容及其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时代的诗歌革新运动的基本特征。"在具体论述中,文章也新见迭出,如认为贞观君臣革除绮丽文风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由于齐梁以来浮艳文风积弊过深以外,还因为"他们仍然拘守着儒家以颂美王政为雅音、而雅音必须典丽的传统观念,改革文风的重点在于是否符合雅正的标准,而不在于形式的华丽",贞观君臣"促使唐初诗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他们提倡典正富丽的雅音,而是他们在'相携欣颂平'中所讴歌的功业本身对中下层文人精神风貌所产生的影响",说四杰虽然"是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先驱,但其理论仍受儒家正统观念局限,与他们的创作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而"四杰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创作以新鲜广阔的生活内容和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突破了封建名教服务的教条,不自觉地继承了他们在理论上所批判的建安精神",文章还认为,"初盛唐诗风的转关在武后到玄宗开元前期。陈子昂针对从上官体到'文章四友'及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气骨,突破儒家美刺讽谕的风雅观,在理论上肯定了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但他在批判齐梁诗'采丽竞繁'的同时,又忽略了艺术的复变关系。张说和张九龄比陈子昂更明确地阐发了风骨、风雅的内涵,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色彩,纠正了四杰诗歌理论的偏颇,并提出了革新艺术的具体标准。对于盛唐诗形成以崇尚建安气骨为主的风雅观念和理想的艺术风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到1987年、1988年又出现了一些对初唐诗歌进行宏观研究的论文,如黄泽梁的《初唐前五十年的社会心理与诗歌创作》、景遐东的《略论初唐诗歌》和姜光斗、顾启的《"盛唐气象"的预兆和酝酿》等。

            其中黄文认为,初唐前五十年诗风的出现,基于两种社会心理模式:一是稳定型社会心理,二是享乐型社会心理。前者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心理模式。文章认为,稳定型的心理模式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形成了"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诗坛上便出现了以赞美胜利,欣颂太平,讴歌德政为主要内容的大雅颂声。在稳定型社会心理形成的同时,享乐型社会心理也在形成和发展中。它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外化成以描写现实感性生活享乐为题材的诗歌。这类诗歌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赏游欢宴享乐之作,吟花草、弄风月之作和艳情之作。文章指出,这类以现实感性生活享乐为题材的诗歌,是唐初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用"齐梁余绪"来解释。因为梁陈门阀士族整体上丧失了对社会理想的形而上的欲求,转而溺于酣饮狎妓、声色犬马的形而下的欲望的发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变态心理。贞观君臣是在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政治理想之后,志得意满,心情舒畅地转向对现实感性生活的追求。这符合人类一般正常心理活动的自然律,因而表现出较为健康的审美情趣。初唐前五十年社会心理格局,在艺术上表现为平和中兼有清新、绮丽的风格。稳定型社会心理表现在审美理想上便是对雅正平和的艺术风格的追求。意象之间无大幅度的跃动感,意象本身的超越感不强,诗歌内部结构保持这一种相对稳定的动平衡。诗歌外部则表现出两种不同色调,一是清新,一是绮丽。而享乐型社会心理则又影响人们对声色美的敏感性,但是,随着庶族地主的崛起,原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受到冲击而进入不平衡状态。唐诗也以新的姿态出现人们面前。总的看来,该文视角新颖,立论平实,是一篇较有启发性的佳作。

            景文认为,说唐太宗、虞世南和上官仪三人专写浮艳诗是不符合事实的,认为这个时期的诗坛是复杂的,并非齐梁诗占统治地位,而是我国诗歌从六朝的衰靡走向盛唐鼎盛的一个重要过渡。

            姜文则明确指出,一代英主唐太宗已露出雄健高昂的气派,其诗作的内容和格律,已开始初具盛唐气象的萌芽。而卢照邻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行路难》等,实开盛唐李、杜等七古宏篇的风气。在作者看来,初唐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从太宗的初露端倪,到四杰的有意革新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完成近体格律诗的创建,再到陈子昂的横制颓波,在一步步接近盛唐气象,盛唐骄子已在母体中躁动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初唐诗歌进行整体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并不是国内学者所著,而是美国汉学家斯蒂芬·  欧文(Stephen  Owen)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这本书首先以一个外国学者特有的研究眼光和研究方法,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较深入的研求了初唐诗的演进规律。作者认为,初唐诗不仅是盛唐诗的注脚,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美。作者对初唐诗的总体认识是"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的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所以,本书较国内学者更多地注意到宫廷诗在唐初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深刻地分析了初唐宫廷诗人写作诗歌时的创作规则、艺术格式和修辞技巧,尽管作者对这些规则和格式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误,但显然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该书还发掘了一些为近代学者所忽视的文学史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初唐诗歌史的研究领域。故本书在本世纪最后十几年内影响一直颇大。

            初唐诗发展阶段研究  在八十年代,有一些论文对初唐诗歌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其心的《贞观诗风及其演变》就认为,贞观诗风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中和雅正。  贞观宫廷诗歌理论,原则上要求继承《风》、《雅》的传统,而实际上主张吸收齐梁以来近体艺术形式的成就,发扬北齐、北周以来诗歌内容刚贞的长处,引导诗歌创作在内容上要改革,在形式上应保守,其实是一种折衷纠偏的改良。文章最后还对闻一多先生说初唐四杰的诗歌是"宫体诗的自赎"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四杰似乎并非直接从陈、隋宫体中自赎出来,而恰恰是贞观宫廷诗歌经历了"宫体的自赎",使初唐四杰受到了有意的影响,进而发展为大胆的革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