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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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进行较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傅璇琮上述研究设想的实践，陈飞在十年以后出版了《唐诗与科举》一书。该书就是从唐代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及它和唐诗"品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科举士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的等情状作了较为深入、独到的剖析，同时还以大量生动有趣的史料实例，对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讨和阐释。与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该书除了具有学术性，还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专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其中较具学术深度者主要有：马积高的《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蔡川右的《唐代诗人与进士科》、任爽的《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尹占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陈飞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科举制度的外围生活形态――干谒风气的角度，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薛天纬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葛晓音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等。
其中薛天纬文指出，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入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所以该文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
葛晓音文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唐代科举制度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影响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过对初盛唐一百多年间朝廷用人标准变化的详细考察，认为在科举和荐举中逐渐形成的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准，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还从初盛唐文人种种干谒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然而从初盛唐文人的干谒诗文来看，这种风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启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初盛唐文人在干谒中不但力求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现出高谈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个人才能的强烈自信，反映了文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以及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盛唐诗歌乐观开朗的基调正是由这种精神风貌所决定的。干谒对盛唐诗歌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缺乏世故的下层文人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灭后的激愤，尤其是布衣对权贵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诗的基本主题之一。此外，干谒作为向先达者自炫才能的一种方式，往往要进献诗赋。特别是在唐初到神龙年间进士不试诗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干谒成为文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过了进士试。葛晓音此论解决了前此学界一直无法说清的初唐时期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的问题。
唐代文学与幕府、使府之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在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幕府、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伟华取得的成果为最多。
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该书首先对古代幕府制度作了一番研究，阐述了唐代幕府之盛与文人积极入幕的原因，认为唐代幕府的兴盛与节度使相始终，尤其是方镇的出现使其成为常置，方镇长官大量网罗名士入幕，加上科举制度并不能使士子们如愿以偿，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隐士等等均通过因人请托、以文干谒、献计献策等方式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该书重点探讨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坎坷而丰富的幕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显示社会，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广袤的自然，从而创作出了无尽数的优秀作品。不仅诗歌，四六骈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与幕府也有至为紧密的关系。作者指出，既然社会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迹幕府，不得不对章奏之学进行钻研。章奏之学的蔚然大盛，则必然影响到当时文学的风气。人们在研究古文运动时，对古文运动以后何以古文写作难乎为继，古文何以不会取代骈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显然幕府的兴盛与文人纷纷入幕为章奏之学，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样，广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对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讲述、记录、传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阵地。中唐以后，传奇创作渐盛，这与中唐以后幕府的兴盛也是分不开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后，戴伟华又搜集整理了相关的事类材料，编制了《唐代方镇文人创作编年》，进而直接对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攻坚，终于在几经磨砺之后，推出了《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结合的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吸收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而是自己动手，对现有的方镇幕府制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通过对方镇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发现"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传统提法有失偏颇，认为大多数文人应是"先辟于方镇，次升于朝廷"，即经过"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再如，第三章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发现明人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书作者也未囿于传统的线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编制了《文学家入幕地点简表》，然后根据统计数字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况，发现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从文学家占籍来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问题，作者从各个角度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同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种心态。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中，他开始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被忽视的区域文化。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作者揭示出权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个从正面多次肯定楚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缘于他对楚文化的关注，而这又和他长期在楚地为幕的经历分不开。另外，作者还论述了使府文人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这些都使唐代文学的表现题材得到了开拓、文学语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向为人所忽视、误解的文学史问题。如学界通常在解释盛唐边塞诗繁荣原因时，总是喜欢说盛唐文人多有赴边入幕之经历。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数据对比后指出，"所谓盛唐知识分子赴边为一时风气的表述是错误的"。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仕进的关系。盛唐国力强大，政治开明，给士人提供了多种出路，科举考试外，有献文入仕，有因人举荐入仕等。入边取军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对武职僚佐更为实际，而且边帅的荣宠并不一定就能带来部下的升迁。第二，与游边的关系。盛唐人喜游历，游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唐人游边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冀、河东一代。第三，与个性的关系。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