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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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望着冼自强瘦小的身躯，琢磨着，然后把自己的设计方案告诉了夏鼐。夏鼐点着头：“也只好如此，委屈他了。”
赵其昌走到冼自强面前，问道：“我把你吊在棺材里可以吗？”“怎么个吊法？”冼自强未解其意，瞪着眼睛迷茫地问道。赵其昌用手比划着说：“我把一个四方凳子翻过来，四条腿朝上，吊在木架的横梁上，你蹲在凳子里，不就可以绘图了吗？”说完又补了一句：“只是你太辛苦了。”不料冼自强高兴地说：“没关系，只要能画图，什么办法都可以，我不怕！”
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有按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腿，木腿顶端再横钉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对器物无法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冼自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着他的工作。现代化的发掘和古老的方法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独特韵律。
幽深的地宫，阴雾凄凄，虽然已到炎热的夏季，但发掘人员还必须身穿厚厚的绒衣甚至棉衣，才能抵御袭人的寒气。霉烂的腐臭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儿融和在一起，呛进人们的肺管，使大家经常咳嗽不止。
还是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霉烂，玉珠已经散落，零乱地摊放在梓宫一角，且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实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鼐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冠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鼐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他还不能休息。夏鼐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使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为搜集到更详尽的资料和情报，某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一个秘书，夹杂在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员之中，混入定陵。尽管发掘消息已经向世界公布，但定陵却严禁外国人入内，这位秘书经公安战士认出，阻止了他的行动。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这是一个金风送爽、万里秋光的上午，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在光华照人、精美绝伦的金冠、凤冠和千姿百态、造形奇巧的各种织锦、首饰面前，看得出，吴晗的神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尽管定陵的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城楼上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则是对他所为之作出努力的最后鉴定。穿行在这璀璨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吴晗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这辉煌的时刻，他绝对想不到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的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在这辉煌的时刻过后，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
赵其昌的预感，在神武门展览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应验了。他正整理资料，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来到木板房，轻轻地坐到他的跟前。赵其昌抬起头，见一向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面色阴沉而严肃，便停下手中的工作，问道：“朱老，有什么事吗？”
朱欣陶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其昌，我跟你说件事，你要有所准备，我说出来你不要激动。”
“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你就说吧！”赵其昌满不在乎地表示，心中却“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朱欣陶脸上涨起了一阵红晕：“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
赵其昌一惊，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朱欣陶，没有说话。对于命运的悲剧性转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到来，竟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来，在木板房里转了两转，有些激动地问道：“为什么？”
朱欣陶伸出手，示意赵其昌坐下，脸越发通红：“这话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既然你提出来，我只好给你透点风，原打算让你明年开春后再下去，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改口道：“我也无力挽回局势。”他摊开了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式。
赵其昌皱紧眉头，一脸怒气：“就我自己？”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就你一个人，你只好先走一步了。”赵其昌似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寻找着答案：“我不记得在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那张纯朴又带点傻气的脸，有些憋不住了：“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用加重的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
赵其昌的脑袋轰的一下，自己的历史问题是避不开的，然而毒气呢？他渐渐冷静下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回想起来，还是在清理万历的棺木时，为防止霉菌的侵蚀，他们不时在地宫中喷洒福尔马林药水和酒精混合液，以便进行消毒防腐。当时有个领导领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正赶上他们喷洒药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那位领导还能勉强支持，可他的老婆却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擦着溢出的眼泪，两个孩子也叫喊起来。这位领导见状，只得举家迅速离去。那时的赵其昌，怎么也想不到会引出今天的故事。
尽管事实清楚，如果真是毒气，他和他的队员们能在毒气中周旋数月之久吗？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冲动之情，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他感到委屈，又感到悲愤，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喷洒药水怎么能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局面，倒可以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在行使“特权”！
一切都无须再问，什么也不用解释，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什么时候走？”赵其昌问。
“上级领导说今天，我看时间来不及，你收拾一下，明天后天都行。”
“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了？”赵其昌指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
朱欣陶一时没有回答。身为定陵博物馆筹建组领导人，他清楚地知道发掘报告的份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发掘，都是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要发掘一座遗址或陵墓，先从实际勘察着手，在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后，再进行现场发掘。这个过程要配合照相、测量、绘图和记录进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待实际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应立即撰写带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以不同形式公诸于世，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科学性原始依据。定陵发掘出土文物的展出，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段落，整个工作的完成，要以发掘报告的问世作为终点。面对这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朱欣陶也无法解答了。
赵其昌决定第二天离开定陵到窦店农场去接受改造。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不想告诉城内的老父，但他需要向他的队员们告别。
晚上，他正在紧张地收拾行李，刘精义提着一个布包悄悄地走进木板房，声音低沉而又沙哑地问道：“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赵其昌抬起头，四目相对，不用言语。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往事烟云，多少欢乐悲苦、友谊真情，在心中翻滚开来。
刘精义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因突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中途辍学。病愈后，年迈的母亲领着唯一的儿子从包头来京寻找工作，在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和赵其昌邂逅相识。此时定陵急需人手，在赵其昌的力荐下，刘精义加入发掘队来到定陵。自此，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刘精义是独子，母亲早年孀居，从小养成了一副倔犟的脾气，对待工作却极为认真细致。就在发掘人员面对地宫大门无计可施的时候，正是刘精义日以继夜，埋头苦读，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到了“拐钉钥匙”的记载，为地宫的打开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