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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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是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国本之争
在中华帝国，一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小孩子生下来后，便不是被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奉养起来。他一旦登上宝座，便成为权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拥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又成为整个帝国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和榜样。为此，朱翊钧的母亲常常在他睡眼朦胧时催他去举行早朝，张居正要他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规范去劝谏他。麻烦的是他也是一个“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当他临朝重复地看着臣下做着早已烂熟的动作，朝他日复一日地跪拜行礼时，当他退朝以后只能冷冰冰地厮混于六宫佳丽之中，看着他早已习惯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时，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虚便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面对边疆危机四伏、朝政日益腐败而又无能为力的王朝后代，有什么办法能够寄托他的感情呢？
无论当朝和后人对郑贵妃作何评价，但她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却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这个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必须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的恩宠，除此别无选择。但是，这个帝国制度却容不得她对命运的把握和抗争。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对于生下常洵后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作必要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为谁，史书无记载）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册封典礼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导致了此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互相对立，而且涉及到整个帝国的安危。
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仪式是极其隆重的。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当郑贵妃从太监手中接过上书“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功”的“册”和金印时，她似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玉手微微颤抖着。在人数众多的宫女和妃嫔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计争得了皇帝的宠爱，这种爱使她在回想自己的辛劳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如果这种情爱得以继续保持，儿子当太子以致当皇帝，而她自己成为皇后和皇太后，并不是十分遥远的梦想。
作为此时的万历皇帝，对这次册封不免有些心虚，他料定事过之后必定有人要跳出来加以反对。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他正在热血沸腾的心中泼了一瓢冷水。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五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获殊宠，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这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而沉重：“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姜应麟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万历在处理此事时，再次体现了他的性格：懦弱使得他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所作所为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他在接到姜应麟的上疏之后，煞有介事地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不断地叩头求他息怒。万历觉得他的苦心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臣僚在幕后勾心斗角，但唯其在这件事情上却显得齐心协力。这不只是由于“明臣好诤”的缘故，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认为，太子的设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