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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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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书籍名:《风雪定陵》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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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

        举家罹难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夫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狱论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也乘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其家。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始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这个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瘐死于狱中。

            这些“■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侦自知了。于是,他们也照用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兴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道御史扬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以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不问,以全终始。”并渝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礼寺将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以后,万历览阅大怒。渝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戌。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乙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讼词,好奇嗜利之心顿起,遂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

            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队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作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尤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招”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喝斥“当读作勃”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锦衣卫指挥贾应魁,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之后,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对其他财产则全部没收。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俱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全被株连治罪。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