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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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息怒。他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那严厉目光的逼视。今天，他第一次看到母亲那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神色。或许，惊慌失措的皇帝这时尚不能理解太后深为辜负祖宗愿望和夫君遗托而自责的心情。
对万历来说，他从未领教过慈圣太后如此绝情的训斥：
“先帝弥留之际，尝内嘱你两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孰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辱祖宗功名。我顾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
万历知道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便急求张居正和冯保讲情。经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极力劝说，万历皇帝再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并写了“罪己诏”即今天的“检讨书”之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次事件，在使万历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明显地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出麻烦，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起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也正是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万历才明白自己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人，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锁链的捆绑下，沿着一条古老得生锈的轨道走下去，尽管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万历屈服，他在设法予以反抗。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的事，总编造出几条理由以备盘问。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已恨上了两个人：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鄙夷到使皇上无地自容的程度。可惜当时的张居正和冯保都没有意识到万历心灵这个变化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怕的恶果。
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立在一旁，边逢迎边喝采。这时万历心中蓦然涌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他怀着极大的仇恨把饱醮浓墨的大笔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惊恐异常，即使在旁的张居正也手足失措。但万历的报复此刻也仅能到此为止。既然锁链还捆在身上，就势必付出行动上的代价。
皇权与相权的结合
无疑，张居正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他以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精神，锐意变革，厘剔宿弊，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而这业绩的取得，自然是与李太后的支持和万历皇帝的敬畏分不开的。
早在隆庆二年，当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曾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需要变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慎审，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循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申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限期，违者查参。
四、较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饰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国防自会巩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陈六事疏》的大意，意在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张居正其人。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面对飘摇欲坠的大明帝国，是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谋划他的变革事业的。
如果说那时的张居正由于朝中的复杂多变，而无力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身处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明，顺利地贯彻了当年他给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步地实行着他的变革。
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他认为当时朝廷奢贿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这一点，从他推举重用戚继光等名将，使多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和海域得以安定来看，当是很好的例证。
万历登基之初，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以至出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极大的革新。
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1572到1582年，是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国家的府库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这一点，年轻的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予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却不避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结局的导火索，就起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