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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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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书籍名:《风雪定陵》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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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第三章  少年天子

            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少年天子,幽闭深宫,只能在桎梏中成长,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时,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

        10岁登基

            皇陵尚未打开,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

            ——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

            1572年5月25日,明朝的第12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幽深清冷的宫殿里,气氛紧张,景象凄惨。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塌左边年仅十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穆宗说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联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高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当不足为训。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忙匍伏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穆宗驾崩于乾清宫。

            1572年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此时,年方10岁,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

            老皇帝死去,对于大臣们来说可谓又悲又喜,因为随着新皇帝的继位,必然又是一场重新争夺权利的较量,是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小皇帝朱翊钧的理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臣僚展开了一场权利争夺战。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便是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由于这三个人物对万历一生及他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作些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时进入内阁。穆宗即位后,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并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他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赶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他、高仪和张居正三人了。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即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几年后,他告病回家,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6年之后,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但仍不得施展,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

            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但还想进一步上升,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以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当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便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以后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作了补充。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大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

            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还是出于其它的考虑,他竟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使得举朝哗然,惊愤不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

            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于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作法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未有半点流露,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