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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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以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这块丰厚的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泪，滋润着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物化了。遗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后世子孙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更不为外国人所认识。当崛起的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考古学者和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把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来公之于世的时候，外国人一下子惊呆了：看看吧！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绝不仅是艺术品，是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记录他们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建功立业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给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巨大财富、遗产，其数量无可比拟，其价值无法估量，其内涵精深、博大，又华光四射！
新中国对皇陵的首次发掘，必然使世界再度为东方这个文明之邦肃然起敬。
献陵风流事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从所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个，仅唐代就有19个。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帝陵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个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而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时经三百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八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其缘于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使葬地无处寻找。史书曾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其习俗与汉族稍异。至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就另当别论了。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找来《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不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在大军班师途中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为数不多。洪武28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定为燕王朱棣的接班人。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有些晚辈却仍留京中。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文？”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懂得民间疾苦，建国以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因之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将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停止。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短短10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献陵和其他各陵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祾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应当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却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简单和寒酸。赵其昌回想起史料上记载的仁宗朱高炽的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皆以二十七日释服，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悉免赴阙行礼。”儿子朱瞻基遵从父命，献陵的营建，不尚侈华，三个月后就把仁宗埋葬了。看来这段记载确为事实。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30年后，我们采访中有幸读到了《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荡。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床上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