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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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你新来的？”他很有自豪感的对我说，炫耀似的看看他身后站着三个“跟班儿”
。
我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他叫涛涛，另外三个人分别是小强，小明，小文。
小强小明很外向，而小文有些内向，平时话不多，有时会笨手笨脚，不是那种很机灵的孩子。
我们在院子里打玻璃球，用火柴枪打仗，做弹弓，掏蚂蚁洞，院子仿佛因为有了我们才有了些生命的迹象。
涛涛家就在我们家楼下，我们家在二楼，他们家在一楼，正对着篮球场。
小文住在隔着篮球场和涛涛家相望的那栋楼的一层，从他们家后窗就可以之间看见涛涛家的正门，小文有些苍白瘦弱的样子，也不喜欢趴在地上打溜溜球，倒是很喜欢跳房子。
每次我们无聊时，让大家提议玩点什么时，小文总会说：来跳房子吧。
有时大家会对“跳房子”
这种女性化的游戏不屑一顾，但是小文总是自己用粉笔在球场的水泥地上画出房子，然后要求我们一起玩。
有一天，当我们掏了2个鸟窝，灌了5个蚂蚁洞，打了几块废弃仓库的玻璃以后，空虚和无聊又开始侵扰着我们这些有多动症的孩子们了，于是我们讨论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来跳房子吧！”
小文又提出建议。
“切~~~”
涛涛不耐烦的挥挥手，“我们去水池那边，我昨天在那里面看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我带你们去。”
“好玩的”
对于孩子们总有无尽的诱惑，大家完全忘记了父母的叮嘱，决定一探究竟。
小文不情愿的跟着我们走——他已经把跳房子的沙包从兜里拿出来了。
“其实也没啥嘛……”
当我们趴在水池的沿子上，才发现，这不过是个干枯的水泥池子，不过很深，池底有一些泥巴和垃圾。
小文有些反常，突然大声对涛涛的“错误决策”
表示抗议，——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好玩的”
在哪里。
也可能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跳房子，所以他才会生气。
涛涛大声辩解说那天他一个人爬上来时，看到了很多闪闪发光的玻璃球，我们又仔细看了一下，的确什么都没有。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气呼呼的涛涛的身上，他很不服气，再加上小文对他的叫板，他竟然一时气的说不出话来。
胖子涛涛气喘嘘嘘的用愤怒的眼睛盯着大家的目光，突然一把抓过小文手里的沙包，扔进了水池。
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
小文像个女生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一边安慰，一边扶着他回了家，——池子太深了，连孩子都知道，取出沙包根本不可能。
当晚，小文找不到了，他的父母找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家问，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他父母在池子里找到了已经停止呼吸几个小时的小文，他妈妈几乎哭成瞎子。
这件事对我们的小团队打击很大，小强小明甚至都拒绝再和涛涛玩。
涛涛也很内疚，只能来找我，我发现在小文走后，涛涛明显瘦了下来，人也变的萎靡不振。
有一天，涛涛对我说：“南南，我看见小文了……”
“小文？在哪里啊？”
我感到很奇怪，他的表情十分的犹豫不决。
“每天晚上，我回家，都能看见小文在他们家的后窗那里，冲我招手……”
我可以想象，黄昏后，小文在他们家后窗，隔着篮球场向涛涛招手的样子。
“还有，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会听见沙包丢在球场上的声音，那一定是小文在跳房子！”
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涛涛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昨天……晚上，沙包的声音突然没有了……我突然听见……小文在我耳边说——来跳房子吧！……”
…… 那天黄昏时，我竟然鬼使神差的看了一下对面小文家的后窗——那里什么都没有。
晚上我没有睡好觉，小文跳沙包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放，我用被子蒙住了头。
半夜，我起来小便，窗外月光十分皎洁，外面也十分安静，在我迷迷糊糊经过过窗子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耳膜——“沙”
——那是沙包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我下意识的向楼下的球场望去——那是一个小孩背对着我在跳房子，他跳着跳到了格子的末尾，突然一个大转身看着我说：来跳房子吧！
那个孩子就是涛涛！
正文 七、 卧铺车厢的女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的征集和审定办法》。
姑姑那时在铁路局“青岛-武汉”
车上做乘务员。
今天要讲的，就是她的同一个班组的同事兰姐的故事。
那时候还没有京九线，火车还是走已经运行了半个世纪多的老京广-陇海线，虽然已经不是蒸汽车头，但车速仍然不高，都是那种绿车皮，绿座椅的车，乘务员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戴着大盖帽，上面都有铜质的扣子和铁路“工人”
标志。
姑姑她们叫兰姐，我应该叫兰姨，她是个有些丰满的女人，武汉人，虽然是个大嗓门，但是很热情，常常帮助火车上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服务精神”
在那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那个时候她还是年轻漂亮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用“兰姐”
来称呼她吧。
那是个冬末的早晨，3月2号，当天火车8点15分从武汉出发，兰姐跟车。
她早早的就来交班，顺便整理一下东西，准备面对这个两天两夜的漫长旅程。
火车就这样一路向北，开到河南是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火车上人越来越多，不仅过道上坐满了人，连车厢的结合处都堆满了各式各样提着大包小包、扛着麻袋包裹的人。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车厢内彻夜不灭的灯光透过烟雾缭绕的空气，照着这些疲惫不堪，形形色色的人们。
兰姐负责第一节卧铺车厢，就是和硬座连接的那节卧铺车。
这时她发现门那边的硬座车有一点小小的骚动，很多人醒了，似乎在讨论着什么。
兰姐开门走过去，看见几个人围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低头在哭，那种发出来一点声音，压抑的不行的哭，仿佛指甲摩擦玻璃一般的声音。
连续不断，一直不停。
周围的人十分的不满，有的人说，这小媳妇怎么了？
有的说，是不是男人不要她了？
有的说，不会是精神病吧，大晚上这哭啊哭的。
兰姐分开人群，走过去，提高嗓门问：“这是怎么了？”
人们看见乘务员来了，纷纷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原来这个女人一直坐在连接处，因为有些冷，一个中年人让她坐到车厢的过道上，还给她个马扎，不想半个小时前，她就一直哭，哭的很是渗人。
兰姐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同志，你哪里不舒服吗？”
女人慢慢的抬起头来停止了哭泣，这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讨论，大家都被这一幕惊呆了，包括兰姐——她被吓得后退了几步，差点坐在地上。
这个女人的半边脸是青黑的，仿佛长着动物的兽皮，还有很多毛，更可怕的是她这黑色半边脸的一只眼睛，竟然是黄色的，半个脸仿佛是带了一个面具。
兰姐差点没喘上气儿，而她就这样盯着兰姐，大家都不说话，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兰姐缓过神来。
其实也没什么，可能只是一种病而已，兰姐对自己说。
可周围的人却突然骚动起来，有的怀疑这个女人的了传染病，有的说这是作孽啊，有的已经找别的地方蹲着去了…… 兰姐把这个女人带到了卧铺车厢，但是没有给她安排铺位，假如把她安排在某个铺位，她上铺的人早上醒来下床，看见这张脸，不吓个半死？
兰姐一直带着这个女人走到第二节卧铺车厢的尽头，那是一个存放处，那里联结着行李车厢，堆着一些垫子和换洗的被单。
这个角落和卧铺之间用绿色的帆布帘子隔开。
女人告诉兰姐，丈夫叫赵二勇，带她出来走亲戚，在河南的时候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只有她和孩子，兰姐仔细看了一下襁褓中的孩子，——还好孩子很正常。
“那你找过你丈夫了么？”
兰姐问她。
女人回答说，她一直在这个车厢，如果她男人回来就应该找她的。
想想也是，一个长成这样的女人，在各个车厢里找自己的男人，岂不把人吓着？
兰姐答应她，第二天一早就广播找人，让她母子先躺在被单堆上休息吧，兰姐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的孩子一直没哭过？
第二天一早，兰姐找播音室广播找人，然后问餐车要了份盒饭，接着来到女人休息的地方。
可她走到车厢的末尾，掀起帘子，却没有发现那个女人，而且换洗的被单也丝毫未动，根本没有人躺过的痕迹。
兰姐很诧异，突然她发现卧铺车和行李车的连接过道上有个人影蹲着，走过去一看，竟然是那个女人抱着孩子。
兰姐问她为什么不躺在被单上休息，女人回答说害怕把这些被单弄脏了，兰姐心里一阵酸，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也带着自己和弟弟挤火车去军区看他们的父亲。
女人吃完了东西，就和兰姐聊天，说话时总是侧着脸，不让那半边脸被兰姐看到。
兰姐发现，这个女人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比较内向，而且她另外半边脸还是比较标致。
兰姐甚至想，如果她那边脸正常的话一定是个漂亮女人。
而那个女人的丈夫，一直没有出现，女人告诉兰姐，她在济南有亲戚，如果可以，她在济南下车后去找他的亲戚，她拿出一张写有亲戚住址的纸条，上面写着济南市长清县X村，说，他亲戚就住在村口，对着第三棵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