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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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这样的地方当主官，没有人说话是不行的。他作为蔡京的乘龙快婿，有了如此强硬而又滋润的裙带关系，自然具备了一飞冲天的“先天”条件。
蔡夫人对梁中书的提示并非多余。她出身于官宦家庭，比丈夫这种靠功名晋身的书生，更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封建专制时代的官场中，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蔡京排斥打击亲弟弟蔡卞、其子蔡攸为了接班而希望老爸早死的闹剧。尽管梁中书因为走了夫人路线，裙带关系非同寻常，但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有这样精明的夫人提醒，梁中书深得其中三昧，所以他从大肆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每年拿出十万贯贡献给自己的老岳父。尽管两次都被抢了，但从后来蔡京对生辰纲抢劫案的追查动作来看，他对梁中书的苦心应该是心领了。
像夫人路线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人脉网络，在社会上比比皆是，类似的还有慕容贵妃关节。慕容贵妃关节这个词儿，是由还没有上梁山之前的双鞭呼延灼创造出来的。宋江攻破高唐州杀了高廉之后，其堂兄高俅在宋徽宗面前，保奏汝宁郡都统制呼延灼领兵征讨。结果被徐宁破了连环马，只剩下单枪匹马一个人投奔青州。呼延灼与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旧相识，而慕容知府是宋徽宗的慕容贵妃之兄。呼延灼投奔青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那时却引军来报仇不迟”。攻打梁山全军覆灭，按律当重罚。呼延灼对于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通过慕容知府引荐，他攀上贵妃的高枝，就可以免去刑罚，重掌兵权，征讨梁山，将功折罪了。
呼延灼的算盘并不如意。不是慕容知府不帮忙，而是还没来得及打通关节，呼延灼就被弄上了梁山。青州是古代天下九州之一，到了宋代虽然没落，但仍然是最大的行政区域之一。慕容彦达能够知青州，并且在其辖区内“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完全是因为“倚托妹子的势要”。可见在当时的专制时代，科举只能使人获得升迁的资格，血缘、裙带、朋党、乡党等关系才是个人进步的主要依托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蔡德章依靠其父蔡京做了江州知府，高廉依靠其叔伯兄弟高俅做了高唐州知府，蔡京的门人做了华州太守，甚至连童贯的门馆先生程万里，都做了东平府太守。
话说得远一点，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与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裙带”意识，成为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裙带关系获利，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些人屡试不爽的经典方法。南宋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单看这十个字的评语，就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家伙仗着他的姐姐贾妃受宠于宋理宗赵昀，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居然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南宋的灭亡，这个“不事操行”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安史之乱的爆发，主要罪责应归结于唐玄宗。但没有杨贵妃这根引线，这场叛乱也可能不会出现。杨贵妃原是寿王李瑁的王妃，被唐玄宗占去同居了六年后，于公元745年册封为贵妃。当时，杨贵妃身上显现出来的裙带关系不得了，她本人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老爸追赠太尉、齐国公，老妈封凉国夫人，老叔拜光禄寺卿，三个老姐全封为夫人，几位堂兄授鸿胪卿、御史等要职。甚至连在巴蜀地区混得不成人样的杨国忠，这位日后怂恿唐玄宗放弃防御而主动出击致使长安城陷落的宵小之辈，以远房堂兄的身份，一路绿灯，最后竟然成了宰相。这种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局面，无疑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裙带关系，也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虚拟的或者准裙带关系。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安禄山管杨贵妃叫妈的故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外表看似憨厚，其实人情练达，精明无比。唐玄宗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弟们结拜，而四十五岁的安禄山偏要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做干妈。据说，杨贵妃高兴之余，还专门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她的这个老干儿子包起来玩耍，并为他做了三天三夜的洗儿礼。靠着这层关系，天下十镇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任了三个，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人就指挥了近二十万，并且还坐上了全国军马总管的位置。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狼子野心，并劝皇帝趁早杀掉他。但因准裙带这种关系，安禄山仍被重用，最后以干儿子身份起身反叛干爹干妈，致使大唐帝国盛极而衰，并导致藩镇割据，危害中国垂两百年。
近年来，裙带关系猖狂向经济领域蔓延，引发了一些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充当“提款机”，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这种腐败成产业化、一体化、集团化的趋势，丈夫当官，老婆收钱，儿女搞经营，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样子。往往抓住一个人，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到很多家庭成员。
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如果非正常的裙带、准裙带关系，久而久之成了正常的“官”际关系，而“官”际关系的亲疏又通过金钱关系来体现，路的终点就不止是陷阱了，简直就是地狱了。
第五部分
无论后人对宋江的评价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宋江具有成功人士的气质和眼光，在人缘决定成败的生存游戏中，他同刘备一样，非常看重人和，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宋江的第一生产力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
经过了被刘高迫害的清风寨事件后，宋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等人上梁山。在半道上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座位问题，燕顺等人和石勇发生了冲突。石勇口气很大：“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宋江就问这两个人是谁，石勇告诉他，一个是柴进，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还补充强调说：“只除了这两个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石勇并不认识宋江，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押司看得比皇帝还重，可见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北宋帝国时代，既没有专门的造星公司，也没有搞有偿新闻的环境，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宋江在江湖上竟然有如此的名望，手段的确非同一般。千万不要小看名望，宋江能从一个县衙里的小吏，成长为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及时雨，进而当上了让徽宗夜不能寐的梁山首领，主要得益于名望。
宋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拿钱买来的。资历和出身是从政的进身阶，袁绍这个窝囊废能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总司令，靠的是四世三公的祖荫；而卖草席的刘备逢人必言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无非是想表明他有着高贵的DNA。中国是礼仪之邦，世俗礼仪的核心其实是人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人脉关系。人脉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很多人都能赚钱，但并非都会花钱，能给钱以生命。宋江就是一个善于花钱、能够给钱生命的人。他摸准并激活了江湖中左右“义气”的那根物质神经，用银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最终成为了一呼百应的江湖大佬。
主流社会通常认为义与利是相对的。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其实是士大夫的看法。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江湖还是一个独特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游民的交口相传，信息传播的速度，往往比主流社会的正式渠道快得多。
社会中的游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们在形影相吊、流离失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援助，而援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物质帮助。能从微薄的收入中解囊相助他人，被看做是讲义气的核心表现。金圣叹批评说，“宋江为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其实他只看到了宋江在江湖中使用银子的巨大效果，而没有看清江湖社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