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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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第9节：反华传媒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华传媒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第10节：浮 躁 这个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的集体病症
浮 躁
这个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