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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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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章

书籍名:《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作者: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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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地方军事将领中如傅作义、宋哲元、商震等都纷纷发出通电,请缨抗战。

        民间最引起瞩目的,还是爱国学生运动。

        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山海关沦陷后,张学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以联名方式发表抗日宣言:“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日本侵略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签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吴文藻、傅斯年等。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3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国民政府《邦交敦睦令》发表,亲日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

        1933年1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三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日军侵占山海关,但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学联于1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1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

        适时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张学良,张学良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

        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所在地)。1933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军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陈继庵决定派警察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执行警察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陈继庵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

        陈继庵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他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陈继庵讲话。

        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陈继庵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却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3年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