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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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蒋先云“提前借用”了这两个军团番号。
红四军团的军团长王树声，政委傅钟。下辖红4、9军。红4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陈海松。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
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下辖红1、24军。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32师的师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
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政委吴焕先。下辖红25、27、28军。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戴克敏。红73师师长张绍东，红74师师长聂洪钧。
其余军、师首长不变。
红八军团使用于豫东南方向，红十军团使用于皖西方向，各有1个3万人的主力军为核心（红1、25军）。红四军团下辖的2个军（红4、9军）均达3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头等主力，集中于红安、七里坪附近，与方面军总部和警卫师、炮兵部队共同行动。
红军的师装备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军装备82毫米迫击炮，军团装备“红军炮”。方面军炮兵部队除“红军炮”外，主要装备75毫米山炮。由于苏家埠战役的巨大缴获，红军的炮兵火力大大增强。
在红四方面军中全面开展了学习《军事问题决议案》的热潮。在徐向前一系列对于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深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章首推《军事问题决议案》，此篇文章是可以和毛泽东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媲美的卓越文章。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里，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建立了党组织，实行了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建军思想和基本原则，内容不多，可要真正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则要从方方面面做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徐向前之《军事问题决议案》是胡子石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这两个会议都于1929年12月召开。毛泽东、徐向前著作该文的背景及其行文风格、特点很不相同，但表述内容大致相同，是殊途同归的。毛泽东这篇文章是针对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国军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子讲用兵的虚实动静的关系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筹划；作之，是诱以行动；形之，是给以形示；角之，是总结比较。我们整军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的因素包括指战员的政治质量，军事素养，武器装备，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是战士。离开战士，谈什么战斗力？重要的是平时官兵团结成一个钢铁的整体，最后才能在战场上见胜负。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没有一个不是爱兵如子的。中国的司马穰直，外国的苏沃洛夫以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部队却出现了逼迫战士自杀事件，这问题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年才长成一个战士，要爱惜人力啊！几万翻身农民到前线，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和信心来参加红军的。带领这种革命的青年战士不打胜仗，真是惭愧！竟然有干部说出把刚入伍的新战士‘送回去’的话。这样的干部能把兵带好吗？国民党的兵是抓来的，把和尚道士都抓来当兵。他要抓100万，只能得到50万。得到之后，又要开小差。兵是不容易找的！拿破仑的成功，在于‘血汗上税’，但其失败，亦在于‘血汗上税’！”
这时，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很不安静。曾中生插言道：
“血汗上税，就是强迫征兵制。”曾中生燃起一支美制的摩力斯香烟，这是新近缴获的战利品。他深吸一口，继续解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武卒制，府兵制，募兵制，征兵制，义务兵制，志愿兵制。国民党是拉兵制，比拿破仑的强迫征兵更野蛮落后，岂能不打败仗？我们是志愿兵制，这是最先进的兵制。这样先进的兵制，要是打不好仗，责任就在指挥员。”
刘伯承接着说：“是呀，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每个指挥员，每战之前，必须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方面的实际要素，这叫做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中，敌情是基础，是重点，是前提。指挥员对此要下苦功夫，研究透彻，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下定决心。我们四川有一种滑竿，抬的人要合脚步，不然就会把坐的人摔下来。这是说，军事指挥不能离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