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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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上井冈山的红4军就不必说了（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红4军。后来湘鄂西的红4军换了番号，但鄂豫皖的红4军一直保留。有红4军番号者，均为头等主力。还有就是红3军番号重复，中央红军的红3军就是著名的“飞将军”黄公略的部队，湘鄂西的红3军领导人就是贺龙，都大名鼎鼎。
我这次要来的军的番号，是红1、9、27、28军，都是鄂豫皖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有影响的部队。
令人奇怪的是，红1军番号为各军之首，但历史上红1军番号长期空缺。只有许继慎到达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将原红11军的31、32、33师组成红1军，不过很快就与蔡申熙的红15军合并成鄂豫皖红4军，至此鄂豫皖红1、15军番号缺失。由于1931年12月13日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刚在江西的宁都起义，震动全国，被改编为红13、14、15军，15军的番号已经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复空缺已久的红1军。许继慎是该军的老军长，军政委倪志亮原为红4军红10师的师长，资格也老，与许继慎搭档也合适。
按道理恢复红1军番号的话，其下辖的3个师番号应为红1、2、3师。但中央红军的红1、2、3师大名鼎鼎，为避免重复，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红11军的31、32、33师的番号，也有历史继承性（红11军番号当时已经存在，不过是广东东江纵队的，影响不大）。这3个师的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都曾在黄埔军校或武汉分校学习过。所以红1军的主要军、师领导，是清一色的“黄埔系”（许继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维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历史上曾任红25军75师的师长，被沈泽民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监督利用”，后终于没有逃脱沈泽民的屠刀。红25军军长吴焕先几次相救，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只能洒下热泪。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入党，是皖西中共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周维炯过去就是红32师的师长，徐百川过去也是红33师的师长，徐朋人、熊受暄、姜镜堂都曾在原红1军担任政工人员（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次重建红1军，也是照顾到历史渊源。
红1军的部队来源，是解散了由皖西游击队、红34师改编的中央独立第1、2师和原红1军独立旅组成的，故人员勉强充实，约有1万人，每师3000人左右。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树声同志为红4军军长，曹学楷同志为红4军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为红10师师长，甘济时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吴云山同志为红11师师长，李先念同志为师政委；任命赵赐吾同志为红12师师长，刘杞同志为师政委。”
王树声有大将之才，担任头等主力红4军的军长名至实归。曹学楷在鄂豫皖是与王树声齐名的猛将。王树声曾任“红色补充军”总指挥，政委就是曹学楷。这次两人再次搭档。
3名师长都是黄安战役中两次嶂山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政委中调开了一个甘元景，因为地方缺乏干部，他原来就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红4军毫无疑问得到优先补充，实力达到2万人，兵强马壮。
我接着宣布：“任命刘英同志为红9军军长，陈奇同志为红9军政委；任命许世友同志为红25师师长，詹才芳同志为师政委。”
红9军历史上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才成立的，现在提前了一年。该军红26、27师暂时空缺。这个军只有3000多人。
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曾领导开辟了鄂东根据地，是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青年红军将领，原来就是红4军的师政委，升任军政委很合适。詹才芳历史上与许世友长期搭档。
我接着宣布：“任命陈赓同志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同志为红25军政委；任命戴克敏同志为红73师师长，程启波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海东同志为红74师师长，戴继伦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廖荣坤同志为红75师师长，王效亭同志为师政委。”
解放战争中，陈赓曾任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即13军）司令员，该部前身就是红25军一部。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在长征途中红25军政委任上牺牲。他1926年由姑表兄弟戴继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妻子曹干先是曹学楷的妹妹，小名六姑，和戴继伦也是姑表兄妹。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闲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6口人。他是鄂豫皖和红25军卓越的领导人，深受全军爱戴。
戴克敏，1906年生于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其父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交往，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革命，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最后牺牲。戴克敏在父亲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7年3月入毛泽东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是黄麻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和吴光浩、曹学楷一起创建了红7军和木兰山根据地，是红31师最早的党代表。徐向前来了以后，他们密切配合。开始徐向前与当地同志说话互相不懂，戴克敏主动当“翻译”并帮助徐向前克服语言障碍，很快得到同志们的了解和信任。他和徐向前、曹学楷共同担任全师军事指挥工作。徐向前说，他们“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历史上戴克敏被张国焘杀害，时年26岁。
戴克敏是鄂豫皖著名的游击战专家，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极大丰富了徐向前的七大军事原则和曾中生的“飘忽”战略。
戴克敏还是徐向前的媒人，介绍了七里区程伍德村妇女干部程训宣嫁给了徐向前。程训宣一家五兄妹，大哥程启光是鄂豫皖著名的侦察大队长，程启波原为红73师政治部主任，是程启光的弟弟，程训宣的哥哥，历史上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廖荣坤，1926年入党，麻城以北乘马岗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传很广。王树声有个舅公叫了枕鱼，号称“麻城一只虎”，有田120石。他依仗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指使捣毁了罗家河村农协办公所，继续逼租逼债。王树声闻讯，一声怒喝：“就拿了枕鱼开刀！”夜半时分，2000多农民点起灯笼火把，扛起刀矛、鸟铳、锄头、扁担，涌向罗家河。在丁家大屋后门，廖荣坤身背大刀，肩扛长梯，带领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年农友翻墙而入，把丁枕鱼从里屋拖出来。愤怒的农民你一拳他一脚，将其打个半死。第二天游街示众，送进县农协关押。从此王树声、廖荣坤走上木兰山，他俩都成为红军的猛将。但廖荣坤也被沈泽民等列为肃反对象，沈泽民对其评价只不过“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较薄弱”，军事上虽然“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研究”。后将其处死。
王效亭是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原中央独立2师的师长，白雀园的受难者之一。
红25军原只有红73师建制，这次改编也补入大批俘虏，补足3个师，全军接近1万人。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平章同志为红27军军长，周纯全同志为红27军政委；任命何畏同志为红79师师长，李特同志为师政委。”
红27军在鄂豫皖历史上曾短暂存在过，是1932年10月在鄂东英山成立的，很快就被撤销番号。现在该军就是“惩戒营”，士兵都是来自黄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排级以上军官，以及顽固派骨干，和甄别出来的CC社、复兴社特务，约有2000多人。该师的1000多名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原政治保卫局，左得厉害，用机枪和大刀督战倒是发挥其所长。该军80、81师空缺。
师政委李特长征途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图谋消灭中央领导人的阴谋失败、毛泽东等率右路军北上后，李特骑马追赶，赶上后怂恿部下辱骂毛泽东，是张国焘的铁杆。
师长何畏历史上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平时爱着短裤，性格乖戾，动辄打骂部属。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委（校长是刘伯承）。在懋功，他根据张国焘的旨意，逼死了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
红30军的军长余天云（军政委就是李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