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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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去了苏联十多年，1952年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回到北京，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调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婚。1967年7月30晚，61岁的陈昌浩绝望中吞了大把安眠药自杀。
沈泽民和妻子张琴秋的经历也颇为传奇。沈泽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
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刘少奇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因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两夫妇被中央双双派到鄂豫皖。
临走前，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见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但我知道，他执行起“左”倾路线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搞“肃反”比谁都积极。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川陕，沈泽民留在鄂豫皖当地，直至1933年11月死于疟疾。
张琴秋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员包括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西路军失败后，她被马家军俘虏，1937年8月被押解到南京“首都反省院”，又被周恩来救出去了延安。1949年建国后，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的1968年4月，张琴秋在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与阴险狡诈、铲除异己且最终叛变的张国焘不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们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们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所以对他们三人，我决定采取与对张国焘不同的方式。
在新集苏维埃政府大院与三人见面后，我先给他们看了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对张国焘隐瞒历史上叛变的决议，以及张国焘在叛变期间书写的自白材料的档案副本。三人越看档案脸色越难看，尽管是大冬天，三人汗水还是涔涔而落。只见张国焘在自白中写道：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着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
“怎么样，你们三人与张国焘长期合作共事，对他的反革命言行，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吧？”我严厉质问。
陈昌浩辩解道：“是，是，可是对张国焘历史上的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满嘴都是革命口号，我们也没能觉察……”
我打断他：“可是对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你们三人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谈话，你们也没有发觉有严重的反革命倾向吗？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放弃苏维埃运动，这又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等人的死肋。张国焘此人，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人称“老右倾”是没有错的。“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张国焘一向对此有看法，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作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反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举措；入川后张国焘更是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有一番关于苏维埃运动的谈话：“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这番话，在当时绝对够得上杀头之罪，不过张国焘手段毒辣，陈昌浩等三人噤若寒蝉，当然不敢表示反对，但也有知情不报的过错。
陈昌浩等三人对我背出1931年6月5日张国焘的这番“反革命言论”大为震惊。这是只有四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且不留文字，我竟然能知晓，当然是张国焘自己招供了，哪知道这段话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有详细记载。
沈泽民辩解道：“张国焘确实说过这番反革命言论，只是他大权在握，电台也在他手里，我们无法向中央反映。”
我点点头。沈泽民一向与张国焘不睦，但沈泽民是王明的心腹，张国焘不敢拿他怎样。历史上临时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国焘同志与泽民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也许他们的裂缝从到鄂豫皖来的那一天就有了。
我又扔出一堆宣传纸张：“张国焘的反革命言论口说无凭，那这些呢？这些苏维埃政府下发的宣传品，有许多内容与中央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不符，甚至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