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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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15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2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苏维埃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200余人；红山警卫团8连从连长到战士100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则不计其数！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三次遭到逮捕。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
无数忠诚的共产党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6个师长、20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曦就逮捕和杀害了1600余人。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然而，如此惨烈的白雀园大肃反，不过是张国焘、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开始！1932年10月，由于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4个师西撤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底进入四川北部，创立川陕根据地。然而到了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连杀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包括红10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1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红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
余笃三，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政委。翌年2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军进行整编，他被调任红11师政委，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
旷继勋，早年入川军，曾任川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团长、代旅长。1929年6月率第7混成旅于四川蓬溪县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历任红4军军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25军军长等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后由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还不只此！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再次举起屠刀。曾中生，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对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军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能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红军“儒将”。他的军事论著成为红军指挥员手中战胜敌人的法宝。尤其是，他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悲剧出在党内出了个张国焘，而他偏偏又来到鄂豫皖。徐向前后来感叹：有了曾中生，何必又派来张国焘。曾中生由于反对张国焘的军事冒险主义，被张国焘整肃，长征期间是被捆绑着押送的。与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会师后，曾中生在被关押的屋子里忍受着精神折磨和伤痛，彻夜亮灯书写，以每小时3000字的速度，写下了很多军事著作（后被带到延安交给了毛泽东）。张国焘做贼心虚，以为曾中生在给中央写他的“黑材料”，于是派出行刑队于深夜将曾中生拖到卓克基的密林中活活用绳索勒死。1935年10月，张国焘又杀害了中共特科“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
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在鄂豫皖主持大局的沈泽民在执行“左”倾路线上比之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进行大“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75师师长姚家芳，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8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红202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共产党员、团干部全部被杀。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8军的军长高敬亭，深受张国焘思想的毒害，于1934年底到1937年中，又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毛泽东曾说，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多人被害死。
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无数无辜死难者深深的怀念，永久的纪念！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终于有机会改写这一段血腥的历史！所有的不堪回首，都将不会发生了。无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将不会死于自己人“肃反”的屠刀下，而是奔赴杀敌的沙场，为中国革命、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贡献出自己卓越的才智、沸腾的热血，即使牺牲，也是死得其所了！
由于1931年11月2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根据我的意见给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处决在白雀园被关押的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指示在调查清楚之前，先将其编成惩戒营。故此，在白雀园被关押的人员除少数重伤致死者外，绝大多数都幸存了下来。真是千钧一发啊！要是我从德国回来的船上途中有一点耽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地方党的干部重新投入革命洪流，将是多么巨大的一股力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