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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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想好：“这样不妥。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电台肯定被他控制。我们发报过去，张国焘知悉后，说不定狗急跳墙。他手下有3万人马，要是拉去投靠国民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也会害了昌浩、泽民、琴秋同志。”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与博古、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一样，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自然格外关心。见我为他们“自己人”着想，都十分感动，询问我解决办法。
我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亲自去鄂豫皖，向红四方面军干部通告情况，揭露张国焘罪行，剪除其羽翼，再对其公审判决。现在可以给张国焘发个报，就说中央派出我这个特派员去调查情况，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先稳住他再说。”
博古说：“这个办法固然好，不过不必劳烦你先云同志大驾，派个其他人去即可。”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心狠手辣，一个应对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契卡的亚戈达同志说了，这个大叛徒要由我亲自处理。”
我搬出了契卡，众人均不作声了，反而人人自危：谁知道契卡掌握了多少秘密，自己会不会……
我又抛出一个甜头：“我已决定去鄂豫皖，临时中央这边不好再挂职务，政治局、军委这边的空缺，就请博古同志安排。”
博古毕竟年轻，大喜之下手足无措：“这不好吧，斯大林同志要你领导起中国革命的军事工作，要去也应该去中央苏区……”
我列举了充足的理由：“我的长处是打仗，在后方谋划恐怕前方难以完全落实，反而耽误了工作。斯大林同志信任我，是信任工人出身的干部。现在鄂豫皖没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中央苏区却有项英同志和‘三人团’，现在又去了周主任（指周恩来）、富春同志，力量是有余了，相对而言鄂豫皖却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将我的想法向共产国际反映清楚。”
所谓“三人团”，是指在上海的中央于1931年3月派去江西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三人与项英实际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博古将我的意见发报后，不久共产国际回电，称已请示过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作为特派员去鄂豫皖根据地，免去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职务，但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传达斯大林同志特别指示，要我去鄂豫皖后，切实打开局面，与中央苏区的项英同志各担负起重任。
我心中大喜。我早知道，斯大林对项英更为信任，赠与其手枪（却没有赠与我），我不与项英相争，另外打开局面，将显示出我的能力，才能赢得斯大林真正的信任。现在中央苏区危机尚早，鄂豫皖却迫在眉睫。我顺水推舟，建议李竹声担任政治局常委，洪易接任军委参谋长。李竹声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洪易则是团中央的，都是王明、博古心腹。建议自然照准。我要求带上4个人去鄂豫皖，博古也满口答应。
与我同去鄂豫皖的4个人，是当时在上海的刘伯承、左权、朱瑞和胡底。前3人都是从苏联归国不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等30余人。他们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乘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其中包括左权。左权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我到上海时，刘伯承任中央军委翻译科科长，朱瑞任兵运破坏科科长（负责策动敌军起义），左权则因“托派”嫌疑被免职，在上海赋闲。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被王明打入了另册。1930年回国，一直不顺利。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王明一伙的迫害，直到他牺牲时档案中还带着“托派”的嫌疑。我要左权去鄂豫皖，就是让他摆脱束缚，大展拳脚。我对博古慌称，带左权这个“托派”分子去鄂豫皖搞惩戒营，博古也急于摆脱左权这个烫手山芋，自然没有阻拦。
至于刘伯承，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均指我所在的时空，下同），现在却只当翻译，确实人非所用。按照历史，他后来去了中央苏区，并担任了红军的总参谋长，按理我不应阻止。但洞悉历史的我是有深层次考虑的。首先，中央苏区红军总参谋长有叶剑英，足够了；其次，历史上刘伯承曾担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而这些部队的前身，就是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我只是要刘伯承“提前”去指挥这支老部队；最重要的，则是避免刘伯承与中央红军领导不必要的误会。
历史上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但是，这篇文章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误会，毛泽东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还有就是彭德怀、林彪。1934年2月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这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当时王明路线的推行，“三人团”又都留学苏联，洋派的教条主义者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刘伯承自然被彭德怀、林彪看作是“洋派”的代表，一些实际上是由“洋派”决定、而刘伯承反对的不切实际的主张，都被彭德怀、林彪算到刘伯承账上。1934年2月苏区中央决定红军进攻南丰，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进攻失败后，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实际上，彭德怀、林彪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由刘起草，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此次作战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苏区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林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所以我改变历史，不让刘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领袖人物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相反，去了鄂豫皖，刘伯承自会得心应手。
至于朱瑞，就不用说了，他是我军为数极少的炮兵专家之一。胡底则是情报专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我至为重要。
进行职务交接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路程。
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调。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仿佛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