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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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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书籍名:《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作者: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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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黄茂权团,限明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会后,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同时,十九路军指挥部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揭露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就这样,十九路军全军气焰冲天,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馆去。我心知肚明将有何事发生。在蔡公馆顶层平台上,蔡廷锴对我说:“希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以及杜月笙就要前来拜访,我找你商量,看他们想干什么。”

        “在商言商。他们两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息事宁人。”

        “哼,问题是日本人肯息事宁人吗?我必当面痛斥。”

        “没有必要,他们两人在台前,幕后自然另有其人。”

        “谁?”

        “张静江。他们两人说不动你,张就会出面。”

        不出所料,王晓籁以及杜月笙一见到蔡廷锴,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希望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将无限钦佩。并代表上海民众慰谢”等等。

        蔡廷锴将两人赶走后,张静江果然按捺不住,亲自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杜月笙和史量才也从旁相劝。蔡廷锴坚决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

        蔡廷锴又把我找去:“军政部、参谋总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宪兵团接防,我们怎么办?”

        “军长有何意图?”

        “我当然准备‘顶硬上’(广东话,硬顶之意),拒不交防。”

        “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就有了你违抗军令的口实。虽然现在他们不能拿我们怎样,但以后必将制造更多的麻烦。”

        “那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计。”

        “拖刀计?又能拖到几时?”

        “就在今晚。”

        蔡廷锴吃了一惊:“何以见得?”

        “军长,你注意到日本已发出最后通牒吗?今晚就是最后期限。”

        “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是已承诺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吗?那仗怎么会今晚就打起来?”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军方还会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并在我方答复前动手。”我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要立即准备了!但这接防又如何处置?”

        “何应钦限制下午6时交代完毕。我们就答复何应钦,判断今晚日寇就将动手,如果交防宪兵不熟悉阵地,将吃大亏。十九路军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如今夜无情况,明日上午准时交防。这样可对付过去,不算完全违背军令。”

        “那好,就这样办。希夷,今晚真的打起来,你将作何谋划?”

        “闸北前线已经布置好了。如果开战,我希望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前往一线直接指挥战斗。”

        现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患病,蔡廷锴需统筹京沪一线之军事全局,故我去闸北前线最合适。蔡廷锴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年了!自广州起义以来四年了,我终于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场!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领教抗日铁军的厉害吧!

        28日晚发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的复文是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日本得寸进尺,当晚8时30分,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国军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日本送出该公告时又故意拖延送达,直到当日晚11时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5分钟后,即深夜11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

        “一_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正文  第六章:闸北巷战(1)

        “经一星期激战,十九路军78师各部在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击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2月5日深夜,前线归于沉寂,青云路一带尤其安静。但我知道,再过1个小时,日军将在这里发动联队级规模的最后总攻,对我防线进行突贯。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将要指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捷……”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
        1月28日晚,与先云预料的一模一样。这天深夜,我站在前敌指挥部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顶上,用望远镜观看着宝山路上一小队日军步步逼进十九路军防线。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我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我时时保持着清醒。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我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我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因为,这是抗日战争!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我畅快地感叹道。

        道路开阔的京沪路肯定是日军进攻的重点。78师第156旅6团在这里构筑了3条街垒防线,配备了轻机枪火力点。156旅的旅长翁照垣是广东潮州人,有着潮州硬汉的精神,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我将尽量提携他,作为我革命大业的心腹。

        日军短促而密集的炮火倾斜在我军阵地上。这是日军的92式步兵炮开火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轻装备为主,不象陆军野战部队有压制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毫米步兵炮。让它尽量开火吧。京沪路一带尽为钢筋混凝土大楼,周围制高点的我军炮火观察员正紧张地测量其大致方位。

        日军小队逐渐逼进后,突然一声发喊,收拢队形进行密集冲击。根据先云描述,二战中日军惯以密集队形冲击,即使在美军、苏军强大的火力面前也死性不改。这种冲击有着极高的动能、强大的声势,对付战斗意志不坚决、武器装备差的军队,倒也时有奏效;但面对意志坚定、火力凶猛的对手时,就会招致重大伤亡。现在日寇面对的是有着旺盛抗日意志的十九路军,不是东北军不战而弃,它这一套就吃不开了。

        “打!”我军轻机枪火力点突然开火,当即扫倒十几名敌人。日军立即寻找建筑物角落掩护,甚至就地趴下射击。这时日军显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即使深夜枪也打得很准,我军尽管有掩体掩护,也不断出现伤亡。

        听先云说,日军特别注重精确射击训练,一般老兵都快赶上狙击手水平了,加上“三八大盖”精度很高,确实很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