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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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西宁和马基亚尔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早有所准备，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实际上都是些极左口号，自己就快恶心死了）。两人邀请我共进晚餐，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回到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别墅后，我期待着与苏共中央高层的见面。
9月28日，王炳南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的人生成败再次一举。
由于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进入克里姆林宫穿过重重宫殿，我都无心留意周围景色。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小会议室。
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子和十来把椅子。就座的人却把我下了一跳：
斯大林。
拿着烟斗的斯大林，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他个子很小。据历史记载，他身高仅1.64米，也不魁梧。但眼前这个人，那强烈的领袖气质、绝对的权威、深邃的眼神、显现出的钢铁意志力，使人觉得他十分高大，必须仰视。
我一阵晕眩，时空错乱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要紧张，蒋先云同志”。最边上的一个人说话了。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入座，环视了一下。
苏共历史上最高层的领导人，原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人，很多都坐在对面。
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三位是元帅，不过是1935年封的，现在1931年还没有军衔制）、曼努伊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5年才由季米特洛夫接任）。
还有一个人，眼神很阴险，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介绍才知道，是大肃反中杀人不眨眼的“契卡”负责人亚戈达。当然比起贝利亚来，他是小巫见大巫。那我这个“巫山”呢，是不是“中巫”？想到这，我已完全放松了。
在座职务最低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他首先发话：“蒋先云同志，斯大林和政治局领导想听听你对国际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形势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总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陷越深，已经证明了伟大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在作腐朽、垂死的挣扎了，很快就要灭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时机和高潮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_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盲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王明的做法，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搞乱了工人和农民的思想，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居然把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立。
要是真的蒋先云现在活着，以其军人的血性，肯定要表态打击日本、还我河山吧。如果这样就死定了。
现在是1931年9月28日，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还未完全形成。我作为21世纪来的人，当然预先知道了苏共中央的决定。
“日本发动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我判断主要不是要侵占全中国，而是点燃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要将中国东北建成反苏战争的基地，伺机对苏联动手，灭亡苏维埃国家，实现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达到的目的。”
日俄战争，触到了苏联的痛处。苏联灭了沙皇俄国，却继承了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苏联也引为耻辱。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带队拜祭旅顺口日俄战争中阵亡俄军将士的亡灵，宣称：“给日俄战争报仇了。”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
看得出来，我的这番言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都很意外。提到这个日俄战争，就搔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痒处。这就是我的中国功夫——点穴。一点就灵。
“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负起责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可以提出类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说得太好了！蒋先云同志！”曼努伊斯基一下站了起来：“你有这样高的觉悟，真是想不到啊！”
斯大林平稳地发话了：“你对富农问题怎样看，蒋先云同志？”
又是一个陷阱啊，多少革命家死在里面了。“我认为，就苏联来说，当前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富农是集体农庄最大的敌人，从长远看，必须予以消灭。近期看，可以先限制和剥夺，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当时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斯大林1933年才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我提前一年多就说出了斯大林内心酝酿已久的话。“至于中国国内，我听王炳南同志介绍，中央苏区现在搞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是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富农政策是毛泽东同志搞的，我为了迎合斯大林，现在迫不得已对伟大领袖“开刀”。
“你说得对，蒋先云同志。”斯大林站了起来，抽了一口烟。我看《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提到过，斯大林点燃烟斗并猛抽一口，就是他心情好的标志；如果烟斗中没有火，那就不妙了，就是雷霆震怒的前奏。现在他的烟斗烧得通红，看来是对我非常满意了。
“你对中国红军的军事战略怎么看，蒋先云同志？”发话得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西洛夫，开口不离本行。
“王炳南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的感觉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游击战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但现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成功。鄂豫皖根据地也取得了胜利。红军已经壮大了，已经具备了与反动派决战的实力，可以进行北伐那样的大兵团作战。虽然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过急，但现在的游击战术也过缓。我的意见，是先打下几个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先取得胜利，积累经验后进入决战，争取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再与日本算帐，武装保卫苏联。”我记得历史上的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你可是李立三的妹夫啊。”一旁阴冷的亚戈达突然冒出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