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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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塘地区。陈部3个师又1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1.2万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这场惨败，导致了桂系分裂——黄绍竑受不了张发奎、白崇禧没完没了的抱怨，投靠蒋介石去了，张发奎的4军也由入桂时的近2万人剩的不及1000人，心灰意懒，最后还是跑到香港去了。薛岳公然宣布“第4军不干了”，动员士兵拖枪离队。而李、白则闭门思过，卧薪尝胆，苦建广西，等待机会。李、白返回广西后，即整理改编部队，当时张发奎部只存下1000多人，李宗仁为了共同作战，将6000多名桂军划给第4军。改编后的部队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敌总指挥张发奎。所部为3个军和1个师：张发奎编为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第4军编为2个师，第10师师长薛岳、第12师师长吴奇伟。改编完毕，李宗仁采取对湘、粤两方蒋军为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广西。1930年10月张发奎部编为第一纵队，将入桂滇军驱出广西。经年频战，该军损失颇重，12月将全军（含薛岳第10师）缩编为第12师，师长吴奇伟。1931年6月两广反蒋，该部恢复第4军番号，张发奎任军长。归西南政务委员会第4集团军指挥。1931年冬宁粤和议，1932年3月张发奎以北上抗日为由将该军带出广西至湖南醴陵。
1932年8月30日吴奇伟接任军长。该军只辖90师（原12师改编），师长吴奇伟兼任。当时第90师仅有残部2000余人，在湖南招了几千新兵经过补充后，达到2旅4团乙种师的编制。辖2个旅又2个直属营，旅长分别由欧震、韩汉英担任。此时的第4军，真正开始了其“中央军化”的进程（以下略）。
张发奎的铁4军在北伐中有过辉煌的历史，“三字经”名震天下。第二次北伐时，北伐军与奉军战于河南，北伐军每战，无论官兵，齐声高呼“丢那妈”，然后发起前仆后继，有进无退的冲锋，特别是张发奎所部，每战只打三四枪就开始冲锋，投入肉搏，整排整连的一往无前，后队踏尸而过毫无畏惧。此势奉军前所未见，无不气馁。奉军多炮，但每次炮声一响，北伐军马上大喊着“三字经”冲锋，迎炮烟起处而去，夺炮方止。如此几次，奉军虽多炮，但竟不敢再用，步兵则闻“三字经”而溃。
钢军和铁军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都曾经是历史的执笔者，有些还在，有些已成陈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等很多民国的弄潮儿，无一不是随着军事实力的起伏而涨落的。军队没了，就成了社会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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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替）。“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从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受到项英、顾作霖把持的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中央局与毛泽东关系一直紧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项英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7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项英、作霖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