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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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故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11〕。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1〕漫川关战斗，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豫陕边界的漫川关附近遭敌重兵包围，部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徐向前指挥部队冒死突围，经激战脱离险境，红12师34团和73师219团立了大功。
〔2〕杨平口战斗，1930年6月29日，徐向前率红1军第1师，在湖北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诱敌来攻，经半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2军独立旅第1团1000余人，缴枪800余支。
〔3〕李荣桂，又名李坦，安徽省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主任等职。1932年10月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4〕刘英，又名马宗先，山东省维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参谋长、师长，红4军第10师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第25军第73师师长。负伤后途经武汉去上海，被叛徒告密，遭敌逮捕，1932年英勇就义。
〔5〕许继慎，安徽省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24师第72团团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红4军第11师师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12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6〕周维炯，河南省商城人。1929年5月参加领导商南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师长，红1军第2师、第3师和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7〕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第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后至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吉安东固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4军第10师师长、红25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牺牲。
〔8〕东西香火岭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一仗，共歼其3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1部。
〔9〕英山战斗，1930年7月，红1军第2、3师在英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原唐生智部韩杰旅1000余人，并攻占英山县城。
〔10〕枣阳新集之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进行战略转移，在枣阳新集遭国民党军5个师另1个旅的包围。红军经血战后突围成功，第32团团长林维权、第33团团长吴云山牺牲。
〔11〕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