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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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
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1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
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
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
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
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
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
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
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
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红楼”在等着贪官？
目前正在庭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犯罪嫌疑人126人，查缴黑恶资产总价值1.2亿元，查出包括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在内的13人为这个团伙黑恶“保护伞”。笔者注意到，张氏兄弟开设有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他们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张氏兄弟还在宾馆一些房间安装了录像设备，将一些官员玩乐的陋行录了下来。专案组查获了一些录像带，里面的镜头不堪入目。（《中国青年报》８月１６日）
张氏的宾馆、浴宫，又是一座“红楼”。几年前，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案案发时，人们就发现，远华总部被当地人称为“红楼”的7层小楼，开设有餐厅、舞厅、桑拿浴房、客房等多种享乐功能。在有关场所，赖昌星安装了录像设备，录下了不少腐败官员的陋行。张氏兄弟的宾馆、浴宫同“红楼”的作用何其相似！看来，掌握一些官场要员的不良行为资料，是黑恶势力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黑恶势力都爱建“红楼”？这可能是黑恶势力生存、发展的需要。官黑勾结、警匪一家，是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黑恶势力都需要拉拢贪官。黑恶势力毕竟干的是黑道，见不得阳光，也是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要严打的对象。为了逃避打击，回避麻烦，黑恶势力需要有关方面高抬贵手，能够睁只眼闭只眼。“拉拢”当然就需要有“拉拢”的手段，“红楼”便“应运而生”。光是让有关官员“高抬贵手”还不够，如果哪天官员一不高兴不“抬”了又这么办？于是黑恶势力为了让某些要员长期“听招呼”，便想方设法控制对方。“声色犬马”的记录，足以让贪官名声狼藉、自毁前程。因而黑恶势力都会想到建“红楼”。黑恶势力需要依*贪官，官黑勾结，是一种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投资。有时贪官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给黑恶势力带来千百万的暴利，或是官黑合伙经营，共同发财，这比什么利润都来得方便快捷。在送钱物的同时，还有什么比“红楼”更能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呢？
张氏的宾馆、浴房这类“红楼”，并非特别，其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或隐或现都存在。这些“红楼”的功能，是否同远华的“红楼”、张氏的“红楼”完全相同，不得而知。但其中的许多“功能”，是基本相似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要不，一些地方的这类“红楼”，又怎么会让众人经常指指戳戳呢？
所以，我劝贪官们还是小心为妙。贪官的陋行，不仅日日受着民间“拉清单”的监视，而且也受着黑恶者、行贿者的“录像记录”威胁，说不定哪天会“翻船”。黑恶者、行贿者不会是慈善家，都偏爱给贪官们“送好处”而不要“礼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