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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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容，深陷的眼窝，默算着他的年龄：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陆军监狱和王若飞同志成为同狱难友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4年，他至少也该有65岁左右。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们国家的心腹之地。闹得不好，也会成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开门见山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帮’横行时期，在那一小撮人眼里，河南曾是他们的‘解放区’，是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地位仅次于上海和辽宁。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任务也特别重。”
一谈到林彪、“四人帮”，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又习惯地把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膝盖紧抵着胃部，继续说道：“从河南这个窗口看全国，我们的历史教训很多。解放后，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错，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党的威望一年高过一年。从那时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越搞越左。1958年来了个烧光、吃光。大办钢铁，把山上和社员家前屋后的树全烧光了；大办食堂，把一点余粮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难！结果我们反而又去整基层干部，把账算到他们身上。好不容易从1961年开始，才慢慢恢复过来，到了1965年，又搞运动。十年大乱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搞得凄凄惨惨。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搞了30年建设没搞出什么名堂，哪有时间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参加革命40多年，坐过国民党三年牢，又坐过‘四人帮’8年牢，前前后后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点，就有一天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吗？”
我说：“听说过。”
他又问：“也知道赵汉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本来都还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记笔记，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声音逐渐低沉：“我前些时候，刚去北京参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解放后，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了解我，我也了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还有赵汉同志和我等五个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一下子全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还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8年。再以后，他被送往安徽软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个岛上。这两年，我调来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知道他被‘四人帮’折磨成一身重病，可总还盼望他会一天天好起来。不料，今年6月24日，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赶往北京和他见个面。我一听，心就揪了起来，当即动身。等我赶到，他已在几小时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时，还喊过我的名字。我们就差那几小时，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听他身边的同志说，他在去世前，看过《刘小奇同志最后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觉得刘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惨！”
我听到他的话音里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头来，发现他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组织部长流泪。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搞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同志。一个好的组织工作者，恰恰应该是最富于人情味的人！谁说共产党人不应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这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国民党监狱里，戴着铁镣手铐，受到严刑拷打时，没有哭泣过；为了向反动派表示抗议，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绝食五天五夜，粒米滴水没有进过口，也没有哭泣过，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胃至今还留下了后遗症，吃饭、说话时不得不经常用膝盖抵着胃部，好抑制胃痛；今天，他却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老上级、老战友哭泣了！有谁能责怪他的软弱呢？！这眼泪不是水，是火，是一股股愤怒的火焰！
我也流下了热泪，低声向他说道：“明甫同志，我的家乡在安徽。我有位朋友就住在安子文同志被送往安徽淮南软禁起来的地方附近，他说那里的群众到现在还很怀念安子文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者一辈革命者的功绩的！”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泪痕，逐渐平静下来。他说：“是啊！我们的人民群众实在好！战争年代，他们养活了我们，用手推车把我们送过黄河，送过淮河，送过长江；前些年，他们跟着我们一道受罪，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改；现在，我们刚有些改变，他们又热诚地拥护我们。文化革命中的不少往事，我都强迫自己忘却了。只有我在洞庭湖的那段遭遇，还常常想起。刚去时，那里的年青人不敢接近我。因为上面说我是个‘大反革命’。渐渐地，便有人偷偷摸摸地来到我的住处，以后更越来越公开化了。厨房大师傅看我有病，便单独给我做饭。农场党委书记的女儿，看我衣服脏了，趁我不注意就偷去洗了。周围农村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就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管，我住的地方成了托儿所。孩子们都叫我‘乔爷爷’！我离开那里时，群众送我，他们哭，我也哭。我还想过：将来我退休时，再到洞庭湖那里，就在那里度过晚年！可正因为想到这些，有时心里反而更加难过。我们这些人，革命一辈子，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给群众带来好处，现在头发都白了，快去见马克思了，这个心愿还未实现！我这个人，现在说话办事都很容易激动，不愿再讲官话套话，我还常常办错事，要抓我的毛病可多了。可我越来越相信：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成立时，我曾用个人名义给胡耀邦同志发了个电报，表示拥护。我都这么大了，还想升官吗？不想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对中央现行政策的态度。按现在这个路子，这些政策，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许多受到群众欢迎的政策，执行起来还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人明里暗里反对，这场斗争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的！”
……
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