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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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杂交小麦、玉米和水稻等高产新品种,大量使用化学药剂迅速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官员不再考虑其他可能的传统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可能对这种高投入的生产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巨头通常会干预这些研究，进行百般压制和阻挠。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1959年，美国农业部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印度粮食危机及应对措施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良种子、在可灌溉的一小部分地区使用化肥农药等。这就是绿色革命的战略。
第45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5)
福特基金会甚至资助印度的“集约化农业发展计划”，将其作为绿色革命战略的一个试验，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提供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这一战略。
不久后，印度政府采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这场革命给印度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一时间水稻和小麦产量在挑选出来的地区迅速增加，当然这是依靠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用了大量化学药剂。印度政府把土地改革、佃农制度改革、废除高利贷等计划束之高阁，从此以后就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然而，粮食产量初期的大幅度增长后来逐年下降（尽管这一点并未广泛报道）,但给人造成十分成功的印象。其实，印度进行绿色革命后,其整体农业生产比绿色革命前增长更为缓慢。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人均产出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是绿色革命起码有一点是成功的，即它为美国和其他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他们的化学产品、石油、机械和其他农业用品打开了市场。这正是所谓的商业化农业的开端。
洛克菲勒资助创立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兄弟在通过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从石油到农业的扩张的同时，在哈佛大学投资了一个不起眼的项目，这个项目为几大私营公司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奠定了基础。项目的创立者将其命名为“商业化农业”，以便区别于传统的、以农耕为基础、以维持人类生存为目标的农业。
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约翰?H.戴维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华盛顿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策略。1956年，戴维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提到“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转型”。对此他心里早有清晰的盘算，尽管很少人知道他的来路。
戴维斯与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雷?戈德伯格和俄罗斯裔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一起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当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对美国整体经济进行谋划。二战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曾为美国政府开发过一个对整体经济进行跨部门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曾在美国劳工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四年期的十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国空军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军方的加入略显蹊跷。随着线性编程方法的应用,晶体管和电子计算机得以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处理海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不久，福特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这个哈佛计划和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而美国要达到主导粮食工业这一目标还要花40年的时间。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
垄断与纵向整合死灰复燃
雷?戈德伯格几年后自吹自擂地说，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戴维?洛克菲勒支持的吉米?卡特当上总统时，美国的跨国商业权势集团才得以把健康、粮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精心制定的法规一一废除，这也为新一轮的纵向整合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打着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规模”的旗号,向不知内情的广大公众兜售“纵向整合”。
第46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6)
纵向整合的恢复和商业化农业是通过一些主流媒体的公共宣传攻势传达给公众的。这些媒体称，政府过去过多地侵犯了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在必须还民众更多的“自由”。宣传活动的最大呼声就是“解除管制”。但是这些宣传故意忽略的是：所谓的解除政府管制就是为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产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打开大门。
在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前，首先公开提出政府应当解除管制和实施私有化的人是约翰三世。他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第二次美国革命》。在书中和无数的公开演说中，他呼吁“通过深思熟虑的、持续的长期政策来使很多政府职能下放和私有化……使权利分散到整个社会。”
在此之前，戴维斯和戈德伯格无视反垄断法，运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来识别整个生产和分销链条，从而通过纵向整合,将美国农业的特殊部门进行产业化，使之成为商业化农业。
戴维斯、戈德伯格和列昂惕夫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对佛罗里达州的橘类植物农业进行产业化。种植橘类产品的农民迅速被新奇士等全国性大型橘汁加工企业控制。这些大公司通过控制分销与加工来控制支付给农民的价格。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制定一个战略，对美国小麦销售链和动物饲料大豆市场进行产业化。随着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农业和垄断的管制政策，粮食产业的纵向整合也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个完全实现纵向整合的产业是石油业，1882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许多州都反复尝试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和运输价格，甚至最高法庭于1911年也做出相应裁决，但是这些都未能打破这个到21世纪一直主导世界石油贸易的卡特尔。标准石油公司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项目创建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20世纪20年代，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书《丛林》中通过描述肉类加工业充满恶臭味、有碍健康、非人性化的状况，揭示了当时美国肉类包装加工业令人震惊的状况，此后美国议会曾通过一系列法律来控制食品垄断，尤其是在肉类部门。
根据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五大公司——阿摩尔、史威福特、玛里士、伟信和卡达依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食品供应的垄断”。这五家公司在此之前已经系统地通过非法手段几乎实现了对肉类加工业的非法垄断。
五大公司那时控制着谁能获得公共养牛场。他们通过垄断控制对家畜的营销渠道进行干涉，掌控了批发分销渠道，限制了零售商的购货品种。随着冷藏火车和肉类加工流水线工厂的诞生，肉类公司也开始纵向整合。他们向前整合肉类产品营销；向后整合，垄断肉牛和生猪的供应。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这五大公司通过控制主要养殖场、铁路终端、家畜信贷、市场新闻媒体和竞争对手可能用来建立加工厂的地皮主导了家畜贸易。更严重的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局，非法地对市场进行垄断。他们通过占有冷藏运输工具和冷库来控制零售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据政府调查显示，除此之外，五大公司的肉类加工厂通过收购和控制方法同时控制了替代食品市场。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粮食供应又一次落入极少数农业综合企业的掌控之中。在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列昂惕夫领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戈德伯格和戴维斯充当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粮食供应进行纵向整合和垄断控制的急先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戈德伯格和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哈佛同仁们跳到前台，开导新一代经理人：他们可能会在这场完全改变美国人的种粮方式以养活自己和全世界的宏伟工程中遭受利润徘徊不前的影响。
第47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7)
当美国政府的管制篱藩在解除管制的战鼓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特别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农业综合企业迫不及待地用它们自己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填补这一管制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