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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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项纲领都看成是一种补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卡尔·马克思批评欧洲一个主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指出，“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的任何一个实际步伐归根结底都比上千份纲领重要得多。我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复上述这些话。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俄罗斯经济非常复杂，并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个严密的“科学”的纲领基础上向前发展和重建。在目前条件下，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纲领去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各部门的发展纲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存在各种条件和所有制结构，这要求我们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俄罗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市场关系的条件不尽相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与电力能源的生产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看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遗憾的是，俄罗斯此前不久的领导人对于即将在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原则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了解得多。国家的状况并非没有希望，但却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简单方案和捷径。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不是同时，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几百种因素。不难看到，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样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组织渗透到国家机关当中，资本的非法输出，人才流失，尖端技术和科研院所被破坏，人民饮食和健康指数下降，教育水准下滑，社会保障缺乏，贫困，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破败，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冒起——这一切都好比是船只底部的大洞，需要人们经常去修补、堵塞。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8)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选择与上述过程相妥协，就像国家无法与由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剧变所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必需的稳定，而国内经济也摆脱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民经济不至崩溃、国民避免饥寒交迫，俄罗斯执政当局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解决局部问题，他们需要努力为未来做准备，为未来10～15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国家利益和机遇的政策基础。今天，国家领导层无权搞那种不依靠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
当然，也有很多只能由专家们进行专业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局部问题和专门问题。不过，还是应由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那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而不是单单吸引职业经济学家参加。怎样总结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国的“最高权威”
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长时间都在进行选择：是等待着别人为我们提供建议、帮助和贷款还是立足我们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支柱来发展国家。要是俄罗斯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确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那将是一个弱国的无奈选择，也将是一个软弱者的选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强大是惟一现实的选择。强大而自信国家的选择并不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强大的国家为敌，而是要和它们和平共处。” 这是普京立场的主要出发点。
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从高度集中的防御型向自由市场型经济过渡，从单一意识形态体系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体系过渡，从专制向民主过渡，从超级大国地位向更为谦虚的国际地位过渡，从惟一的苏联向松散的独联体过渡，从与西方进行冷战向双方展开合作过渡，从完全禁止、责难私有财产向支持私有财产过渡，从合作社制向私有化过渡——这些就是过去10年新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情势和条件，这些都没有任何可类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范例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一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选举为自己的第二届总统。
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忽视了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苏联经济学在20～3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占据，经济学家对50～70年代西方国家科技革命的概念中所反映的那些进程缺乏一个很好的了解。因此，俄罗斯今天必须关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1991年底，利用这些经验的合理举动遭受破坏。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1年11月，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就着手在莫斯科创建规模巨大的“自由主义改革总部”，而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以杰弗里·萨克斯、安德斯·奥斯隆德等为主的外国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外交家小组。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华沙帮助波兰制订了“休克疗法”纲领，现在，他们又急匆匆地赶到了莫斯科，期望这里能给他们带来新机遇。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9)
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十分重要：并非俄罗斯的政府部长主动从西方高校和经济研究中心找来这些人，而是这些西方专家自己找上门来，与俄罗斯的新部长会见并向他们提出帮助俄罗斯的建议；但是所有参与制订俄罗斯改革计划的外国专家都有很高的报酬，而非免费。
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委员会，还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小组（超过100人）。尽管从形式上来讲他们的身份不过是顾问和咨询专家，但实际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不署名的工作风格，一些外国专家小组成员参与制订规则、指示，甚至还帮助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草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主要顾问的办公室都设在了老广场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
安德斯·奥斯隆德，这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瑞典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并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复杂的人在自己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这让我这个老苏联问题专家印象深刻。” 他不仅感觉自己寻找到了自尊，而且还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国专家办公室才从这里搬到名气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这些专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杰弗里·萨克斯，他曾担任过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