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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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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书籍名:《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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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形成的合理自我约束习惯使他具有超强自制力——尽管就气质来说,他对那些剧烈的、富有活力的体育活动更感兴趣。有如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普京既拥有神秘莫测的坚强心理特征,也有能在刹那间作出反应的能力。普京是小心谨慎的,因为根据个人经验,他深知冒险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不喜欢炫耀自己,这种品格是在长期承担复杂而微妙职责的实践中培养而成的。”

            我认为,戈洛夫科夫极为准确地评价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品格,其公正性在近两年不断得到证实。不过,普京长期履行复杂而微妙职责的实践是在哪里进行的呢?

            我认为,戈洛夫科夫所指的,与其说是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或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工作,不如说是他在苏联对外情报机构16年的工作经历。

            情报员的功勋

            经常令普京遭受批评、指责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苏联对外情报局那段多年的、完全成功的工作经历。1992年以前,对外情报局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俄罗斯社会,今天一些人谈起苏联的克格勃还是会联想到斯大林式的恐怖和“古拉格”时代,联想起政治密探和六七十年代带有惩罚性的医疗救治行动。不过,这都是错误的,是一种充满成见的观点;因为克格勃系统还包括有许多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必须的特别部门:边防军、反恐怖作战部门、情报与反间谍机构、特别重要设施的保卫部门等。

            普京任职于情报部门,而不是极权国家的执法机关。但这一事实却往往被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刻意回避。1999年8月,《总结》周刊将安德罗波夫和普京两人的肖像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并配了一句照片说明:“契卡时代又重新来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想将普京打造成一个‘新安德罗波夫’——喜好使用钢铁般纪律和严厉手段的人。”

            米哈伊尔·科鲁戈夫在《新报》上写道:“特种部门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各级机关,沙皇鲍里斯将国家交给了保卫部门。”  在《消息报》上,观察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谈到了普京的“契卡主义”,谈到了“从契卡到克格勃的特殊声誉”,还认为  “安全机关”以及外交舞台上的工作都成为担任“国家元首最忌讳提及的事情”。索科洛夫认为,这些人  “喜欢说一些复杂而令人费解的话,并不停地在搞地下秘密活动”。  而就在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前不久,由叶莲娜·邦奈尔和瓦季姆·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人权捍卫小组在一家瑞典周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致民主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呼吁书”。该小组断定,一旦克格勃——联邦安全局上校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选举担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化的斯大林”死灰复燃。

            许多其他报纸也写道,“前克格勃分子令人生疑”,“在克格勃机关里工作过的人不可能不受那里的思想传染”。“亚博卢”集团积极分子、来自圣彼得堡的政治理论家鲍里斯·维什涅夫斯基高声叹道:“1999年有谁会想得到,一个原克格勃上校、一个将人生最美好时光奉献给卢比扬卡(苏联克格勃和今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通常是苏、俄国家安全机关的代名词——译者注)的人在2000年却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  加入这种谴责大合唱中的甚至还有久加诺夫,他曾几次呼吁选民“不要投票支持克格勃,应该选择俄罗斯共产党”。为支持自己领导人的言论,《苏维埃俄罗斯报》语气肯定地对自己的读者说:“未来的总统曾驱散过持不同政见者在列宁格勒发起的示威游行,然后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学习‘向民众灌输虚假新闻技巧’的特殊课程。”

            就算到了2001年,类似的指责也还没有完全停止。《公报》认为:“克格勃背景对普京的领导风格消极影响甚大。”由于普京表现出了良好的素养以及在回答“独立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表现得“对各种问题都十分内行”,《新报》极度失望,该报记者感叹道:“人们还要他怎样呢?他真是对侦查对象有过认真分析研究的情报员!”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将新总统所采取的政策与特工机关的行动相提并论。

            2001年夏,柏林举行了一次由德国对外政策学会组织、以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一年半以来的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德国和俄罗斯学者都谈到了普京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份报告甚至认为,普京之所以能快速达到俄罗斯权力顶峰,并不全赖于叶利钦的慧眼识人,而应当感谢“普里马科夫院士领导的对外情报局特工精英们的全力支持”。

            风格与个性(9)

            普京不是在苏联或俄罗斯政权中能够顺利升迁的第一个来自“安全机关”的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曾经有四年零四个月领导苏联和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经历,对次他引以为荣;不久前被解职的俄罗斯总理斯谢尔盖·斯捷帕申曾在联邦安全局不同职位上都干过;曾经做过15个月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67~1982年间领导过苏联克格勃。但是普里马科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是政治家,他们两人都没有接受过职业情报人员所必须的培训,而斯捷帕申则是从一名民警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的,只有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从一名职业情报官员最终升迁为国家元首的第一人。

            类似的例子大概只有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以及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后者是从苏联克格勃中由一名年轻的军官到少将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西方,经常被提及的还有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但他的仕途是从内务机关,而不是从克格勃开始的。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情报军官都被认为是军官中的精华。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对情报机关充满了崇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来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勒·卡列以及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罗伯特·康逵斯特就曾在英国情报机关任过职。在英国,情报官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工作过。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情报机关的崇拜在其他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美国,情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员的声望都很高。

            如果不研究世界情报机关的争斗活动,就很难理解19~20世纪的战争史以及最近一百年来所有的国际冲突。在今天,如果没有情报机关的努力工作,就很难保持世界性大国及主要地区性大国间的和平。有关情报和间谍人员充满冲突和浪漫的故事,成就了许多小说和电影,其中包括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4部系列电影《盾与剑》。普京本人后来承认,这部电影对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选择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部电影在苏联上演的时间是1968年,那时,普京正是一名中学九年级学生。那部最著名的间谍题材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在1973年被搬上了电视屏幕,而当弗拉基米尔·普京看这部片子时,他已经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习了。在俄罗斯今天的电视屏幕上,这一电视连续剧每年还要再播上一到两次。尽管尤里·博戈莫洛夫在《消息报》猛烈抨击这部关于施蒂尔利茨侦探故事的电视剧,认为它滑稽地抄袭自己的作品,但俄罗斯民众对此并不加以理会,仍旧像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一本正经地收看。几乎所有电视连续剧——无论是神话还是幻想小说,都是一些构思粗糙的、凭空想像的作品,但这却并不影响它对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所起的作用。1999年底,当俄罗斯民众回答民意测验  “您认为,哪一位电影主人公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总统?”的问题时,彼得大帝名列榜首,而居于次席的则正是那个施蒂尔利茨。

            各国对情报官员的培养都十分精心。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普京精通德语)。“去德国”工作,普京应当在最细微之处了解两个德国的生活和特点。

            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保证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人。职业情报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难怪有这么一句俗语:“这个人啊可以去情报部门工作。”要成为一名职业情报员,就不应当爱慕虚荣,也不能一心想出名,取得成就往往也是秘密的、隐姓埋名的。他的真实姓名可能长期隐藏在各种各样化名的背后。甚至就连位于亚辛涅沃的专业对外情报博物馆中,一些最杰出的苏联和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死后多年才被允许出现。

            个性谦逊——这是一名情报员所必须具备的盾牌;健康的体魄——这是情报职业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当培养良好的应激反应能力,并不时对形势进行监督。可以设想,与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相比,职业情报人员更能以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人的缺陷甚至是恶习——当然,他们不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