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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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如曹濮莘范之间，无主遗田，盈千累万。莫若责彼邑长，薄记姓名，劝耕桑，捐税役，量口授亩，仍以垦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则是人无余时，官无弃地。无余时，则乱心息；无弃地，则生业饶；庶几卖剑之后，不滋隐忧。
以上剿抚十议，自相表里，亦有后先，剿能使见为盗者，必亡。不能使未有盗者，不起。抚可行于群盗未抚之时，不可恃于群盗既抚之后。杀运不除，水火可悯。
明公任兼将相，所愿深图本计，救济苍生，某且得歌诗以述太平，幸甚。
（《侯方域上三省督抚（张存仁）剿抚议》）
在《剿抚十议》的原则指导下，张存仁展犬马之力，掘河烧林，杀人焚屋，苦干了几年，最终才把山东的榆园军镇压下去。
以杀人如麻，流血灌地的代价，汉奸们把自己的红顶子染得红而又红。
至于那位“戏剧”人物侯方域（字朝宗），也该表一表。这位贵公子世家子弟，其祖乃明朝太常卿，其父户部尚书。他自小随父仕宦京师，深习朝中诸事，对“小人君子门户之见”尤为熟悉。明朝灭亡前，阮大铖在南京招摇演戏，送上优伶班子往侯方域家中读《燕子笺》。侯公子击节叹赏。誉之不已。阮大铖家仆伺立一边，奔告阮大胡子。阮大铖大喜，自以为可以凭新曲美剧博欢侯公子诸人。殊不料，曲终歌散，侯方域抗论天下事，极口肆骂阮大铖为阉党奴徒，与吴应箕等人抵掌大笑，斥骂不已。由此，阮大铖恨极这些公子哥儿。
侯方域与阮大铖无私怨，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受侠妓李香君之劝，让他不要受阮大铖之谄而堕家世清望。弘光帝得立后，阮大铖掌政南京，寻仇于侯方域。这小伙子跑得快，连夜出城渡江，往依高杰得免。
日后，清军占南京，侯方域投降。回到河南老家。这位雄视一世的古文名家一直才不得展，只能侍父作文，屡次想明经及第报效新朝，但运气不好，青衫落第，无由进京为“大清”献力。
即使他为张存仁献上《剿抚十议》，计议得行，人未堪用。不久，他又后悔自己失节明朝，悒悒成疾，得病而死，时年才三十七岁。
翩翩佳公子，竟为浊世尘！
南明的北风(3)
孤注一掷争意气——姜瓖的大同“反正”
姜瓖此人，应该是也明末清初的典型人物。一生如墙头草，左右摇摆不定。
明朝，对姜氏不薄。姜家一门兄弟济济，其中三个皆是明军高级将领。姜瓖之兄姜让，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大同总兵；姜瓖之弟姜瑄，山西阳和副总兵。军侯世家，一门三将，应该尽忠报国才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明朝大大的不忠。
当初，李自成汹汹而来，见明朝天下大势已去，姜氏兄弟中的姜让首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表“忠心”，他潜至大同，为大顺军向弟弟劝降。哥俩一拍既和，但大同还有一个文官“政委”——巡抚卫景瑗。他一心事明，忠心不贰。姜瓖于是四处放风，散布说卫景瑗是李自成米脂老乡，一直想降贼，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忠明的义士。
人心向背之下，大同守卫极尽归姜瓖。他不敢怠慢，立即大开城门迎降李自成。
大同坚城如此易得，深出李自成都市意料，他不喜反气，责骂姜瓖说：“朝廷以如此要害重镇委付于你，为什么你连抵抗都不做，立即投降？”怒恼之下，李自成拨剑要杀面前这个降将。多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劝说，好歹让闯王收起怒气，依旧以姜瓖留守大同，并留张天琳为主将，率少部分大顺军监军。
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虽为文臣，铮铮铁汉，任凭老乡李自成低声下气相劝，就是不降。最后，李自成叹气：“卫先生既然不归于我，我也不杀你，送你回老家养老吧。”卫景瑗趁看守的人松懈，上吊自杀，明白无误地为大明死节。由此，更反衬出姜瓖骑墙派的不义。
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消息传至山西，姜瓖立刻行动。他联合早先和他一起归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出奇不意攻入大同，杀掉了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和为数不多的大顺士兵，占据大同，并攻下代州、宁武等地。
但降清之前，他行了一步臭棋：推立了明朝的枣强王为主，“奉明宗社”。这时候，他以为满洲军是“为明报仇”，迟早要退回山海关的老窝。
多尔衮大怒，“切责之”，吓得姜瓖心神不定。切责归切责，当时大顺军未灭，南明势力方炽，清廷还需要这些投献的鹰犬，多尔衮仍旧让姜瓖主持大同军务。美瓖送子入京为质后，以为自己已经和大清穿了连裆裤，上疏要求在山西“练兵十万”。他的初衷是为清朝效犬马之劳，殊不料此举让多尔衮更加生疑——当时“大清”总兵力才十多万，你姜瓖在山西要“练兵十万”，意欲为何？
姜瓖不知情，傻乎乎在山西、陕西卖死力为清军打仗，招抚诸邑之余，与满蒙联军一起合击大顺军高一功部，斩获无算，为清廷立下殊功。
进京入觐，姜瓖意骄志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前还给多尔衮的亲信、大汉奸冯铨送去大笔珍宝。不料，冯铨老混蛋出人意料地“拒腐蚀永不沾”，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满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惟恐被清廷立时“正法”。
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
愤懑满胸，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一直绷着，回到大同。
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南明的北风(4)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