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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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不测，吉本斯重写了自己的遗嘱，留下一笔4万美元的巨额遗产给他的继承人来继续打这场官司——如果他遇到不测的话。看来，吉本斯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要把官司打下去。
奥格登也不含糊，请到了著名大律师威廉·平克尼（William Pinkney）作他的律师。正当大家准备看这两位大律师如何较劲时，平克尼却在接下案子后不久去世。但代替平克尼的厄梅特（Thomas Ernmet）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爱尔兰他先是学医行医，后来改行成为律师。他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政治斗争，为此坐了4年大牢，出狱的条件是离开爱尔兰，就这样，1804年他经法国来到美国纽约，不久成为纽约的著名律师，1812年成为纽约州的检察长。对他来说，奥格登的事就是纽约州的事，因此，他决心全力以赴打赢这场官司。
三、韦伯斯特慷慨陈词 马歇尔妙语破题
1824年2月4日最高法院开庭，一场长达5天的智力较量开始了。双方律师使出浑身解数阐明他们对宪法的理解。大法官詹姆斯·韦恩（James Wayne）后来曾评论说：“就律师的辩论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和非凡智慧”而言，没有哪一个案子能够超过吉本斯案。在长达240页的最高法院裁决书中，有186页记载双方律师的精彩辩论。
韦伯斯特的陈述相当巧妙，他先对詹姆斯·康德的渊博知识和能力表示敬佩，接下来描述了汽船航运垄断在纽约、康涅迪格和新泽西三州间形成的敌对气氛：它们各自为政，相互报复。这一景象难免令法官们想起宪法通过前美国各州以邻为壑的“商战”。针对康德的主要论点“汽船垄断并没有违反国会的任何禁令或现存法律”，韦伯斯特声称，国会是唯一有权管理州际贸易的机构，它的无所作为是为了让商人可以自由地经商，没有禁令、未制定规则正是管理州际商业的一部份，这不足以证明各州可以各行其是，只为少数人牟利，而康德的立场似乎在暗示州际商业该由州和联邦双重控制，这种强调各州权力的论调“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如果予以接受，无人能知道它止于何处”。这样，韦伯斯特就把问题从商业条款转到了当时流行的联邦与各州共同拥有主权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韦伯斯特指出，就本案而言，吉本斯已注册从事沿海贸易，如果国会没有要其他的营业执照，这样一个执照就足矣。联邦政府允许他从事州际商业，是州法在限制他。怀特接着补充说，从联邦政府的角度，纽约、康涅迪格和新泽西三个近邻州因汽船垄断“几乎处于战争的边缘，施加善意和公正的干预是最高法院的崇高职责”，他不无危言耸听地警告道：“法官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施以友好的援手，根除纽约州播下的无政府的种子，你们将会面对一场内战！”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没有向联邦专利机构申请合法的专利权（可以保护14年），而转而向纽约州寻求垄断特许权呢？因为纽约州给了他们更优惠的条件，但这已侵害了其他人的权利，也超越了州权的限度。
奥格登的律师则强调必须从严解释联邦宪法，因为宪法第10项修正案明确规定，未授予联邦和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属于各州。据此，他在康德判决的基础上进一步辩护说：宪法并没有规定航行水域归联邦政府专管而与所在的各州无关，授予汽船航行垄断权就如同修建和管理公路和运河一样，各州有权决定。他还对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咬文嚼字，认为“商业”（commerce）的含义只是“物物交换”，即贸易，因此，吉本斯所从事的客运业务不在其中，不属于州际贸易。
法庭辩论受到广泛的报道，令万众瞩目，成为当时美国的一大热门话题。因为这时，连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俄亥俄州也效法纽约通过了不允许纽约州船只进入本州的法律，这意味着汽船战将从沿海蔓延到密西西比河。更重要的是，刚刚两年前，当时的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兴建州际公路的法律，而其根据就是宪法对国会授权有限：宪法的“唯一授权是征收与外国贸易的关税，并防止各州间征收关税”。因此，吉本斯案的判决直接关系到对国会权力范围的理解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原定的判决之日，大家都涌向最高法院，翘首以待，打算聆听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裁决。但节外生枝，马歇尔在拜访门罗总统时从马车上摔下造成肩膀脱臼，结果只好推迟到3月2日再开庭判决。尽管肩伤未愈，但因事关重大，年近古稀的马歇尔还是颤颤巍巍地宣读了最高法院以7比0作出的判决。
一如既往，马歇尔首先确定了解释宪法的两个原则：必须从宪法文字的“自然的含义”（natural sense）来理解宪法；特定的宪法权力范围应该考虑“授予这一权力所要到达的目的”。为此，他首先从“商业一词的含义入手进行分析。
马歇尔指出，“商务”一词不仅仅是辩护律师所云的“买卖”或“物品交换”（the interchange of commodities），它更是一种“流通”（intercourse）。它涵盖的是国与国之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所有形式的商业流通，受制于开展这种流通而制定的规定。难以想象这种管理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将排除所有有关航海的法律。他提醒听众说：宪法中让联邦政府管理外贸，包括航海，是当年美国人民接受这一政府的主要原因。在引用了宪法第1条的第9款——“开往和离开一州的船舶不得被强迫在他州入港、出港或交纳关税”——后，他说：“这些言词直接涉及到航海。”
在否定了辩护律师客运不是一种商业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国会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各州是否能够制定各自的管制州际交通（interstate traffic）的法规？如果没有，纽约州是否依然可以把汽船垄断看作是管理其州内事务的一部份？显然，康德法官和辩护律师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这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话音却由于肩伤疼痛而低了下来，听众都涌到前排想听个仔细。
马歇尔不紧不慢地解释说：宪法中有关外贸和州际商业条款中的商业显然不完全是一州的内部事务。“在管理对外商业时，国会的权力也不会受到这些州管辖范围的限制。如果不能超越各州的司法管辖界限，国会的权力也就一无是处。美国与外国的贸易也是全美国范围内的贸易。……如果航行开始或止于某一州内的港口，那么，就可以在该州行使国会的权力。”因此，如果国会愿意，它是可以管理汽船运输的。
针对国会没有通过具体的管理法律各州就可以自行其是的观点，马歇尔接受了韦伯斯特的说法：在特定场合，国会的无所作为并不是说国会没有权力，最多只能说明它决定不行使这一权力。他进一步指出：国会早在1793年就通过了《沿海航运法》，对从事沿海贸易的船只给予登记和发照，此法虽没有单独提及汽船，但也没有排除，这说明“在国会观念中，汽船和帆船一样可以登记和获得执照”，如果仅仅因为它们是以蒸汽为动力而非以风帆为动力而不允许在特定水域航行进入港口，岂非咄咄怪事？
/> 马歇尔借机再次阐明了宪法中的最高条款：“纽约州的法律与国会的法律相冲突，剥夺了国会法律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因此，“纽约州的法律必须服从国会的法律……，在任何这类情况下，国会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但令韦伯斯特遗憾的是，马歇尔没有进一步就州和联邦是否同时拥有主权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讨论。倒是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任命的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大法官态度更为明确，他在附议中表示，即使国会没有授予吉本斯沿海贸易的执照，纽约州授予的垄断权也是无效的，因为宪法只授予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
四、水域开放 国会管理大权确立
马歇尔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纽约州建立汽船垄断的法律与联邦法律相抵触，因此无效，康德法官的判决也自然被推翻。为此，马歇尔深表遗憾。
对被告奥格登来说，这项判决令他百感交集。他当年为之奋斗的目标——铲除汽船垄断以他现在的失败这种形式实现了，这无疑是一场悲剧。就其个人而言，他没有丝毫的欣慰，因为他付出了太多。在和吉本斯的官司中，他入不敷出，多亏邻居的帮助才免于因欠债而坐牢的命运。汽船没有了，官位也丢了，他只好在海关谋了一个征税员的小差事，聊度余生。
吉本斯案的直接后果非常明显，用当时报纸的话说是“现在水域开放了”（The waters are now free）。另一份报纸描述了汽船乘客的反映是“欣喜若狂”：船票降低了，航线增加了，选择更多了。仅仅一年时间，从纽约到马里兰巴尔的摩的汽船从4艘增加到了43艘。消除了垄断，不仅使各主要河流都有了新开辟的汽船航线，而且，纽约的港口也由于往来船只的猛增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地方保护主义只能带来短暂的好处，长远来看，只有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贸易才能发展，经济也会随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