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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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我们家如果跟蒋走，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去国外，实与当白俄无异。只有留下来才会有前途。此外，你姨妈的劝说和白沙代表组织的保证也起了作用。”
当时仍供职于司法行政部和中央大学的杨兆龙与孙晓楼教授合作，在上海创办《新法学》月刊。首期发表由他撰写的创刊词《“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在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杨兆龙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已往法学界的“五大毛病”，如“法学内容的陈腐”、“研究范围的狭窄”、“法律技术的机械”、“法律见解的肤浅”、“适应及创造能力的薄弱”等。 对此种种问题，作者提出了对策，“必须从三方面努力，即（1）从法学者本身的修养努力；（2）从法律教育的改进充实；（3）从一般社会风气的转移努力”。 这篇文章发表后，著名法学家郭卫教授特撰文“转播”，称“《新法学》内容精湛，而杨兆龙君对于我国法学界之现象，论之尤为透彻，”使其“多具同感，且甚钦佩”，文风直言不讳，“正足以表见其耿介之性”。
《新法学》之后连续三期，又连载了杨兆龙的力作《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杨兆龙针对“国内一部分学法之士对于大陆法与英美法之区别所发生的误解”， 对“何谓大陆法与英美法”做出清晰的界定， 并详细叙述了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作者才提出“大陆法与英美法是否各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的问题，并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 最后，对“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做了详细的解释，并指出“从法律的内容讲，我们在大陆法与英美法中所发现的区别比从前少得多；实际上这种区别在近百年来是在不断的减少”， 认为将来“二者之区别，……一定会在短期减少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八 遭遇“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杨兆龙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不久之后，杨兆龙举家迁回南京，受聘为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南京，杨兆龙还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50年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敦请，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此举遭致南京市领导人批评，此后杨兆龙的教学受到挑剔，被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
在这前后，经倪征日奥推荐，东吴法学院拟聘杨兆龙为院长。 杨兆龙与鞠华出席全国首届司法会议返回南京后，即向南大法学院提出辞呈，并于8月赴上海，担任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兼教授，“此后，我们共同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如何进行课程改革，以便适合新中国的要求，然后报请教育行政当局批准。” 杨兆龙同时在南大兼课，讲授国际私法、刑法、刑诉法。
1952年暑期，东吴法学院与全国高校一样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杨兆龙被号召“交心”，杨兆龙在无事可交代的情况下，说出了一点王孝和被杀一事，所幸过关。 院系调整后，杨兆龙赋闲在家一年多。1953年秋才被调至复旦大学外语系教俄语。1955年肃反运动中，杨兆龙被怀疑为“
国民党潜伏特务”，并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最后作“内专对象”处理。
苏共二十大后，1956年杨兆龙“归队”任复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教授，并当选上海法学会理事，被聘为华政《法学》月刊编委。这年12月，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论文《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1957年3月14日，上海市法学会召开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专门围绕杨兆龙的《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讨论“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与会者有上海政法界的魏文翰、洪文澜、陈文藻、王造时、孙晓楼、叶克信，张汇文、向哲浚、王容海、何济翔、李国机、徐均、李树棠、杨兆龙等。
1957年四五月间，中央面向全国发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鸣放”。上海局书记魏文伯、中宣部长陆定一、上海市长柯庆施相继邀请杨兆龙座谈，鼓励他打消顾虑，积极向党建言，并对杨兆龙在肃反中所受的委屈表示遗憾、致歉。新闻界获悉此消息后，频频向杨兆龙约稿或提出采访。
1957年6月8日反右运动揭幕后，杨兆龙在“鸣放”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言论，成为舆论媒体批判的焦点。 杨兆龙随即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杨兆龙的三个子女均在反右“补课”中被错划成右派。是年4月，杨兆龙被取消教授职务及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生活费35元，并限其迁居，强迫劳动，以致咯血住院。1959年复旦法律系与华政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兆龙改由该院管辖。
1960年那年，杨兆龙再次遭遇不测，命运陷入最低谷。陆锦璧缩编《杨兆龙先生年谱》详细讲述了其多舛遭际：
1960年56岁。杨兆龙被打成右派后，有关方面对他的关注有增无减，一个诱人以行入罪的阴谋抓紧付诸实施。特勤人员张某（原本市劳改释放人员），先结识其同事即杨的学生饶大笏，继而通过饶接近杨，伪装对杨既同情又仰慕，以骗取信任。接着先后多次说“有朋友在广州渔船上工作，经常夹带人出境，以赚点钱”，企图引诱杨偷渡出国，以便在实施过程中，将其当场抓获，绳之以法。无奈杨告以“我若想出国，1948年早已成行，何待今日？现在绝无此意”。此计才未得逞。但此时杨并未识破张包藏的祸心，而张仍在等待时机。
是年夏，已被打成右派的复旦法律系学生卜宗商接到通知，发配新疆。他想到前途莫测，且将远离家中老母，不愿逆来顺受。遂求助于杨先生。杨出于同情，谈及若想出国求学，现在倒有人可以相助。卜同意后，杨便介绍卜与张见面。张一口答应，但要求支付酬金两千元。卜称家贫无力支付。张说只要写一张欠条，由杨先生签字担保即可。张私下对卜说“你可以投奔台湾国民党”。卜当场拒绝，决定改变主意，返校服从分配，并向张要求收回欠条。张拒不归还。两天后，卜被秘密逮捕，而那张欠条成了“叛国投敌”的罪证。卜在狱中接受秘密审讯，要他交代何时加入杨兆龙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活动情况。与此同时，张却谎告杨说“卜已安抵香港”。上述情况是卜出狱后与杨当面核实的。
继卜之后，还只在交大读了一年书的杨的次子面临与卜同样的命运——发配新疆。时因轻信张的谎言，遂产生了送次子赴香港或美国继续求学的念头，乃再次与张联系。张欣然承诺。择日让杨的次子去广州，住进指定的宾馆。行李被人取走三天后送还，显然已经过搜查，并未发现有关方面指望得到的东西。故告以目前没有机会，嘱返沪。
1963年 59岁。9月23日晚， 上海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杨及其次子一并逮捕。其学生饶大笏亦于当晚被捕，后冤死狱中。
事发后，上海市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放风：“杨兆龙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被捕。”杨兆龙特赦出狱后，女儿曾问父亲：“可有此事？”其父答曰：“若真有此事，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1964年 60岁。杨入狱后，针对杨家的人祸仍在延续。其家仍被当作特嫌据点受到监控。
是年3月，原华东政法学院教师因57年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青海的陆锦碧与杨兆龙之女结婚。陆因此被怀疑为潜伏特务而受到跟踪和监控。自沪返回西宁不久，10月30日，即遭拘留。审讯中反复追查其去杨家之行的谈话内容。陆答以除婚事外无可奉告。官方虽查无特嫌实据，仍以“态度恶劣、思想反动”为由，将其开除公职、重戴右帽，押送祁连山下右派集中营劳教。后转辗湟南尖扎到海西柴达木盆地伊克高里服苦役。
1965年 61岁。杨妻、上海市一级优秀教师沙溯因女士因受株连被撤销教职、降薪三级、令其去
图书馆工作。当年退休在家。
1966年 62岁。8月，文革风暴骤起，杨家首当其冲。杨妻沙溯因女士一贯思想进步，早在1935年南京成立妇女救国会时，她就是该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当时曾不顾危险，出面营救进步青年杜永康出狱。1946年在南京曾掩护过中共办事处的陈士方同志。如前所述，沙曾协助其妹沙轶因劝说其夫接受代理最高检察长之任命，设法释放政治犯万余人。并力劝其夫留在大陆，准备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贡献。但事与愿违，其夫及子女相继受害，连自己也未能幸免。
是年10月，因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遂自缢身亡。杨、沙两家两代积蓄的家产被全部查封。大量未刊的文稿、讲义等在红卫兵抄家时纵火焚烧、毁于一旦。其女无处栖身，不得已迁居夫家浙江海宁。
1971年 67岁。是年6月，在关押了八年之后，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据悉原判死刑。在一打三反中，上海乐团著名指挥家陆洪恩患有见红就撕的精神分裂症，因撕了“红宝书”，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导致国外舆论大哗。据此中央重新规定，凡属有影响的统战对象及高知判处死刑案件，今后必须报经中央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