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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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动用直接控制及寻找诡辩的借口的可能性在可变汇率下也是同样存在的，但在可变汇率下，至少对外支付状况的恶化会以汇率下降这一更容易理解、且更为简单的形式而迅速地表现出来，而且不存在任何迫使实行所谓不可避免的直接控制的紧急情况，即突然发现货币储备已下降到了危险的水平。
下面的论断是以前的一种论断的现代说法。以前的这种论断曾经一度成为对可变汇率的合理的、且有力的反对理由，但现在已不再具有什么很大价值。这种论断就是：可变汇率使得政府“乱弄”货币的范围更大了。在刚性汇率被严肃对待的时候，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直接控制的全套机器还没有被恢复的时候，刚性汇率的保持对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留下的活动余地甚小。这正是金本位的伟大优点所在，而且也正是金本位之勉力的基本根源——尽管是不明显的根源——所在；它为防止恶性通货膨胀，防止一次次地使曾经是完美无缺的货币降低成色或贬值的那种政府干预，提供了有效的防卫手段。这一论断可能仍然是对可变汇率持强烈抵制态度的根源所在；很明显，这并不值得。“先进”国家的政府不再愿意受到金本位或包含有刚性汇率的其它任何本位所具有的严格规定的束缚。他们将通过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来逃避这些规则，如果这样就可以在他们放弃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之前，充分地满足需要并改变汇率的话。也许某些现代的通货膨胀将建立起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这类行动并不能称之为“先进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允许汇率对国内政策作出调整。而不是让国内政策对汇率作出调整的必要性。
可变汇率与国内价格
虽然我把国内政策的首要性用来作为支持可变汇率的证据之一，但是也有人把它用来作为反对可变汇率的证据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变汇率通过导致了外国产品的价格与国内产品的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作的调整。因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逆差趋势所导致的汇率的下降，使得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产品的价格较高，高于逆差发生前所应有的水平。如果本国产品的价格未受影响——或者受到的影响较小——那么这意味着外国产品相对于国内产品的价格较高，这将刺激出口而抑制进口。
据说，外国产品的价格的提高将意味着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工资增长的要求，从而开始了通常被称作“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的变动过程——“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这一用语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得足以掩盖其论证上的空洞无物。所以这种主张接下来认为。这样一来．国内产品的价格将与外国产品的价格同幅度上涨，相对价格保持不变，不存在任何可以消除最初导致汇率下降的逆差的市场力量，所以，在非市场力量介入之前，汇率的进一步下降在所难免。然而，与其在汇率下降之后再运用这些力量，也完全可以在汇率下降之前就对这一些力量加以运用。
这种论断明显地只适用于那些极为特殊的情况。它最多可以是对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所采取的、允许其货币自行其道的政策的一种反对意见；它不是对作为一种长期结构的可变汇率 制度 的一般性的反对意见。它并不适用于有助于货币升值的情况，而仅适用于某些有助于货币贬值的情况。例如，假设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国家的货币紧缩导致了某国的逆差趋势。这样一来，货币的贬值将阻碍外国价格的下降传导到该国中来；它将阻碍外国产品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格被迫下降。无法排除其他国家“实际”国民收入下降的影响：可变汇率防止了这种影响经日货币波动而扩大。同样，如果汇率的下降反映的是国内公开的通货膨胀性波动的话，那么这一论断也几乎派不上用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货币的贬值显然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一论断也许与下面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最为相关：受到直接控制的任制的通货膨胀情况，或由贸易的“实际”情况的变化所导致的货币贬值。
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这一论断也不能得到充分的确认。主要的缺陷就在于所谓的工资-
价格螺旋式上升。外国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为总是众多的要求增加工资的借口增添新的内容；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为工资的增长——或者至少是为不存在失业的工资增长——创造经济条件。只有当货币当局创造了更多的货币去供给更高的价格水平时，普遍的工资上涨——或者普遍的国内价格上涨——才能够成为可能。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已决意这样做来实现某些特定的价格或工资的上涨，那么即使不存在汇率的变动，整个局面也是根本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出于任何其它理由的工资上涨都将导致同样的结果。这样说的前提是：如果每个提出要求的人都将得到满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乐于提出要求的。
有人会这样回答：这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受到了某种政治协议的制约，而汇率的变动将使这种协议受到干扰．这是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种一般性论断的一个特例，即与政府允许汇率发生波动的情况相比，如果政府把它的旗帜牢固地树立在刚性汇率的旗杆之上。那么它将更有可能抵御采取通货膨胀性活动的政治压力。但是请注意：导致汇率变动的那些力量，并不能通过冻结汇率而完全地予以消除；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获得外汇，或节约外汇。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整；问题只是如何进行调整。为什么别种调整方法不会破坏协议，而这种调整方法却会破坏协议呢？或者，即使情况暂时如此，难道可以预期它将继续如此吗？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可变汇率是代价最小的调整方法，那么别种方法难道不是更有可能破坏这种脆弱的政治协议吗？
可变汇率与调整的时效问题
对外部情况变动的最终调整，将由生产资源分配方面的变动及可用于消费与投资的产品构成方面的变动所组成。但是，这种最终变动不会立即实现。从面向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转为面向出口的产品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反之亦然。在国外建立新的市场，或者说服消费者用外国产品来取代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内产品，是需要时间的；如此种种，许多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调整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有些类型的调整可以是即刻进行的（例如，他买进口乳酪被高价所消减，为取得某种程度的消减所需要的价格上涨，最初时的水平较一段时间之后要高，因为那时消费者已经有机会根据新的价格来调整他们的习惯性消费模式）；而其它类型的调整可能需要大约30年的时间（例如，生产以前靠进口的某些产品的新的国内工业的发展）。
假定（实际的）外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为了简单起见——此后的情况基本上保持不变，所以，我们（从概念上讲）可以对这一次变动所作的调整孤立起来。再假设：汇率是可变的，而且国际间的“资本”或“投机性”交易是不可能的，所以，现期帐户上的支出必须与收入相平衡——而要想以任何易于观察的方式来准确地定义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困难的。很清楚，汇率的最初变动将大于所要求的最终变动，原因在于：刚开始着手时，所有的调整都不得不由那些可以、而且相对来说易于进行迅速调整的部门来承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展较慢的那些调整将承担起部分重任，允许汇率返回到最终位置上来，这一最终位置处于外部变动出现之前的位置与外部变动刚出现不久时的位置之间。当然，这种只是一种极为简化的描述：实际的调整轨迹可能包含了超过最终位置与未及最终位置的多次重复，促成了围绕着最终位置的一系列循环，或者促成了一系列其它模式。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经济学领域，然而，幸运的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并不需要对这一轨迹进行严格的讨论。
在这些情况下，十分清楚，付出某种代价来避免某些最初的暂时调整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如果汇率降低的话，那么，在进展缓慢的调整逐渐进行的同时，通过在现行利率下向国外借款来支付过度的进口部分，而不是通过抑制那些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抑制的进口，或者通过推动那些可以很容易地予以增加的出口，来进行充分的即刻调整；如果汇率升高的话，那么，在进展缓慢的调整逐渐进行的同时，通过在现行的利率下借款给国外来为过度的出口部分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扩大那些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扩大的进口，或者通过抑制那些可以很容易地予以抑制的出口，来进行充分的即刻调整。然而，无限制地这样做是不值得的，即使这样做是可能的。原因是：如果调整进行到了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汇率将保持不变，那么则不会再有其它别的调整发生。然而，外部情况的变化使得资源的新的配置与产品的新构成对于该国来说是最理想的．也就是说，通过汇率引导的资源配置方面的变化，存在着某种最优的调整速度与时效，这一最优点既不在于——作为一个极端——仅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充分的、即刻的调整，也不在于——作为另一个极端——完全避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