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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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赫然出现，成为较大的危险，而且，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增加的推动下，联邦储备系统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了。人们曾广泛地认为：货币数量所具有的经济重要性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使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情况）的手段，行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依次地又将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否则的话，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充分的。松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通货膨胀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当松货币政策被放弃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以终止。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货币在经济事物中作用的健康一面的恢复。
与在前3/4世纪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照，在几乎整个战后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一上升的很大部分明显地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一上升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致于我们不能单单以此作为解释。人们已经提出了无数的说明：从货币替代物之更为广泛的可得性与更为优良的质量，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了某种作用，但是，超出对战时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之外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主要地是由整个公众对经济稳定信心之增强所产生的。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长期的下降趋势将得以恢复。但是，我们与这些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仍然过密，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肯定这些表面现象在哪些方面具有欺骗性。在对这种种解释加以最后的评判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等待实践去揭示真相。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确定无疑的：货币的历史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贮存意外之事——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在危难关头将予以忽略的那些意外之事。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曾存在着普遍的怀疑——正如无疑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样。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被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在这些学科当中，客观的、累积的、确切的知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学及其它类似的社会科学更近乎于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适当定义的科学分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羁绊之中。在社会科学当中，学者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及与他们相类似的其他人的行为加以分析，而反过来他们又在遵循着学者们的论述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社会科学难道不需要有其与物理科学及生物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吗？难道不应该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它们加以判断吗？
I．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我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了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而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则更甚。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不存在着“确定的”实质性知识；而只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假说：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被“证明”，而仅可能成功地避免遭到否定；我们对这些假说所怀有的信心或多或少，这取决于这样一些特点：如相对于它们本身的复杂性及相对于其它可供选择的假说而言，这些假说所包含的实践的广度，及这些假说避开可能遭到的否定的次数。不论在社会科学当中还是在自然科学当中，实证知识体系的扩展，来自于尝试性的假说在对它意在加以说明的现象进行预测时所遭到的失败；来自于对该假说的不断完善，直至一个能更精确或更简洁地包含这一棘手现象的新假说的得以提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在这两种科学当中，实验有时是可能的，有时又是不可能的（以气象学中的情况为证）。在这两种科学当中，没有任何实验曾完全地得到了控制，而且实践常常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它与有所控制的实验是等价物。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无法存在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也无法避免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高德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及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或自我失败预言等，都为这些局限性提供了例证。
当然，不同的科学所要解决的专业问题不同，有着不同的证据体系可供利用（例如：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相比，内省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证据来源），发现不同的最为有用的分析方法，并在对它们所研究的现象的预测方面业已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但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和气象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同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与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一样大。
即使是区分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这样的难题，也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我清楚地记得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宴会上，我坐在一位同行经济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数理统计学家兼遗传学家罗纳德·A·费雪之间．我的这位同行经济学家给我讲述了他所指导的那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生的一件事：在谈到关于工会的影略的某一分析意见时，这位学生说到；“毫无疑问，X先生（具有不间政治主张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一点。”我的同事将这件事看作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可怕的指控，原因就在于它说明了不存在价值考虑的实证经济科学之不可能性。我转过来问罗纳德爵士：这样的事情是否确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他激动地否定了这一点，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以说明他可以多么准确地从政治观点中推导出遗传学方面的观点。
我的伟大的老师之一，韦斯利·C·米切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下述问题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不论学者们的价值观念如何，也不管他们多么强烈地希望传播并促进这些价值观念，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一种不存在价值考虑的科学。当我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建议某一行动进程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这一行动进程是否会实际地促进这一目标。明显地，使我们得以对某一可能的行动进程的种种结果作出预测的实证科学知识，是作出如下规范判断的先决条件：那一行动进程是否是合意的。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良好的愿望反而成了通向地狱之路的铺路石。
在经济学当中这一点则尤为重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着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超出一般的高失业率，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在某些情况下）对人类自由的压制。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坏人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各国居民之间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而是由于人们对政府措施的各种结果的错误判断：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由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而能够加以改正的错误。
我不准备抽象地对这些观点加以探讨（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我已经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些方法论问题），我将通过对业已成为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的一个特殊经济问题的讨论，来说明经济学的实证科学性质；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整个该时期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例证，然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专业观点方面的具大变化，却主要地是下述科学反应所引起的：对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说的实践的科学反应——对一科学假说加以改进的、完完全全的传统程序。
在这里我无法详尽地罗列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所业已进行的工作，也无法详尽地罗列出导致该假说的改进的有关证据。我只能匆匆掠过，希望能反映出该方面的工作及该方面的证据的精神实质，并指出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专业分歧，一直交结着人们在货币、财政及其它因素在影响总需求的相对作用问题上的分歧。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名义总需求方面某种变化（不论是如何引起的），如何通过就业及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化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导致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动时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该项变动的根源；相反地，货币、财政或其它力量对名义总需求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就业与价格水平的反应如何。很清楚，要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就不得不同时对这二者加以考虑。然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就第一近似而言，对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可能仅取决于名义总需求的变动幅度，而不取决于名义总需求变动的根源。不论在这两方面问题中的哪一方面，今天的专业观点已截然不同于二战后初期时的专业观点，原因在于实践已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假说。所以这两方面问题中的任一方面都可以用来说明我的主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