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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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的、稳定的变动趋势：在扩张时期上升；在紧缩时期下降。即使是随大危机而来的那一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大波动也部分地适合于这一模式；这一次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周期性波动的幅度是如此之大。
在以1960年为结束的这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略高于
1%的速度而下降。在商业扩张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低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上升或下降；在商业紧缩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高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幅度，趋于随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鉴于经济活动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也大致相时。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尽管这种一致性的周期摸式，尽管我们的估计值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但是，在1869（我们的货币流通速度资料的开始年份）到196o这91次年际变化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次小于10%
。在13次较大的变动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紧缩时期，或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且最大的一次变动的变化幅度为17%。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在53年的时间里处于90到110之间，而在66年的时间里处于85到115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头15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为12（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而且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数字有着严重的缺陷），而在大紧缩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这一数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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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的变动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说来，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下降问题的另一侧面。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货币存量以快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而在周期性紧缩期间内，货币存量以慢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比率刚好在商业高潮期到来之前趋于减慢，而在商业低潮期到来之前趋于加快。在整个该时期。内，这一模式都占有主导地位；从我们的资料所及的最早的商业周期来看，以及从最近的商业周期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的这些评述的细心读者将会发现许多更为详尽的、关于稳定的货币关系方面的例证，以补充上述那些概括性很强的例证。1878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及1933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而实行的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存款-
现金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的指示器所具有的可信程度；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来的、美国批发价格的类似的初始波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初始变动的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尽管在货币安排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变革，但这些一致性都得以保持下来．从1862年到1879年，美国有着独立的国币，它不能以任何固定的比率同黄金、白银、或任何其它国家的货币而相互转换。所以，货币存量可以由内部确定。从1879年到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所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保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相兑换。这样一来，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不得不处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在不存在异常的黄金波动的情况下，能够使国际支付大致平衡的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水平。尽管——毫无疑问——在短期当中存在着某种灵活性，但货币存量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到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分为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各拥有总存款的大约一半，且二者都不受制于任何的中央控制，财政部偶尔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责任时的情况除外。
从1914年到1993年，美国的货币继续固定地与黄金挂钩，但是具有此种挂钩的其它国币已为数较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且外贸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业已变小。所以，与早些年份相比、美国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更为松驰。此外，联邦储备法案不仅对大部分银行系统建立起了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成立了这样一种机构：它可以有计划地加以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支付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933年早期，美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纽带被割断了。一年议后，在一不同的比率上这种固定的纽带又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时重新建立起来的、且从那以后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黄金已从流通中消失，且货市黄金的私人所有权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国币不再可以自由地、以一固定的比率与黄金相兑换。货币与黄金之间纽带的松弛，及随之而来的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纽带的松弛，在其它国家中得以完成，其中许多国家在完全割断国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甚至走得更远。今天。黄金主要地是一种价格固定的商品，而不再是美国或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所在。然而，历史的继承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的工具的使用，使黄金仍然具有为任何其它的政府限定价格的商品所不具有的货币重要性。
由于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1934年银行系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似乎完成了联邦储备法案所未能成功的事情：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信心的丧失迅速地扩展为银行恐慌成为不可能，银行恐慌是因公众方面大规模地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而产生的。
货币安排方面的这些变化叽显地改变了决定货币存量的力量。结果是：它们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例如，在1914到1960这46年中，当某种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负有明确为责任时，与前明年的情况相比（那时货币存量是由金本位的半自动机制所决定），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更为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早些时期相比，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则较稳定得多。
改变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下述三个变量，而我们已经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是十分有用的：强力货币存量；公众的存款与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间的比率;
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比率，这里，我们将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定义为等同于商业银行系统的强力货币总持有量（见图 示 83）。
强力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的变动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时间里，强力货币方面的变动却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引起的：在美钞时期内，主要地是由政府的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动所引起；在1879－1914时期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家银行票据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起，但主要地是由黄金的流动而引起；在1914－1960期间内，主要地是由未清偿的联邦储备信贷方面的变动所引起，然而1934－1940这些年份却因黄金的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出现了明显的例外情况。 />
主要在金融困难时期，存款-现金比率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难时期内，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的丧失都会导致公众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从而使存款-现金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了强烈的下降压力。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被期望为能够消除存款-现金比率方面的此类变动所具有的货币重要性，办法是当公众希望以现金来替代存款时，在不要求存款多倍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的现金绝对数量增加的途径。然而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这一目标。在从1867－1960这93年中，最为显著的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当中，存款-现金比率下降到不足于初始水平的一半，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便使三十几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减少的代价下才得以实现，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去1/3。1934年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才最终地、决定性地改变了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情况。从那以后，在短期当中这一比率从未遭受到剧烈的波动，但将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存款-准备比率通过在商业扩张时期普遍上升，在商业紧缩时期普遍下降而有着更为连续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
现金比率一样，存款-准备比率在金融困难时期才拥有其主要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公众通过降低存款-现金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必须通过力求加强其准备而应付此种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存款-准备比率也对应于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