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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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堕落者之流的出现危在旦夕。不可避免地，某些薪酬甚微的警察及其他政府官员——以及某些高收入的警察与政府官员——将屈从于攫取不义之财的诱惑。
法律与秩序
使毒品合法化将会立即减少犯罪的数量，并提高法律实施的质量。设想一下，还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在促进法律与秩序方面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吗？
但是，你可能会说：那么我们只有接受失败吗？为什么不能中止毒品买卖呢？这正是与禁酒法令之下的实际情况最为相关的方面。我们无法中止毒品买卖．我们也许能够截断来自土耳其的鸦片——但存在着其它不可计数的出产可提制鸦片的罂粟的地区。在法国的合作下，我们也许能够使马赛成为生产海洛因的一个不健康的地区——但存在着其它不可计数的地区，在那里，生产海洛因所需要的简单的生产操作在进行着。只要涉及到了巨额金钱——而且只要毒品是非法的就必然如此——那么，要想结束毒品交易，或者大幅度地缩小毒品交易的范围，都将是毫无希望的。
在毒品方面，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说服与示范可能要比使用武力未按照我们的模式塑造别人有效得多。
（原载《新闻周刊》， 1972年
福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吗？
在《新闻周刊》最近关于贫困问题的一个专栏中，沙那·亚历山大写道：“得到食物、衣服、住处及医疗，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我们的心赞同亚历山大女士的人道主义考虑，但我的头脑却发出警告说：她的表述兼容了二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与自由社会相一致。而另一个却不相一致。
工作的权利
一种含义是：通过直接的生产或者与他人的自愿合作，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使用其人力资源来获得食物、衣服、住处及医疗。这一含义是通过自愿合作而组织起来的自由社会的本质所在。
这一含义决非平常。的确，我认为：今天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艰难与困苦，绝大部分反映了政府对这一权利的干涉。除非你事先得到了政府的职业许可，否则的话，你无法通过当一名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业者、律师、医生、牙医来养家糊口，也无法通过进入一系列别种行业来养家糊口。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通常掌握在你希望进入的那一行业的开业者们手中，他们知道限制对本行业的进入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除非你能够说服工会吸收你——而如果你的兄弟、或父亲、或伯父不是该工会的会员的话，要想让工会吸收你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你很难得到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作。如木匠、泥瓦工、电工等。如果你是一个黑人或穷人——不论你多么能干——那么情况会尤其困难。如美国医疗协会一样，唯有借助于政府的支持这些工会才能够实行严密的垄断。
如果你是一名黑人少年，而且你的劳务目前仅值每小时1．5美元，那么，即使你愿意接受某项工作，但对于大多数雇主来说，雇用你将是违法的。按照你的意愿来使用你的能力——唯一的限制是你没有干预别人这样做——是你的基本权利。我所触及的仅是对这一基本权利的现存的种种限制之毛皮。
但这并不是亚历山大女士的含义，她的下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立法者试图将福利转化为工作福利时……与对这一基本思想的滥用相比，这是一种程度较轻的转变。”
亚历山大女士明显地相信：我与你们都拥有无偿地获得食物、衣服、住房、医疗的“基本人权”。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拥有这一意义上的获得食物的“权利”，那么必须有人承担提供食物的义务。那么他是谁呢？如果是亚历山大女士，那岂不是将她变成了我的奴隶？将这一“权利”赋予“穷人”并不能起任何作用。除非这种权利与强迫其他人为亚历山大女士认为有资格得到食物的人提供食物的权力结合起来，否则，他们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
这明显地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也不能仅仅依赖于第一种意义上的“进入的权利”。充分地保障这一权利。将会极大地减少贫困与匮乏。但还会剩下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自己毫无过错，但由于出生时的事故、疾病或者其它什么原因，他们无法挣得我们这些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最低收入。我认为，对这种残留的困苦的最好解决办法——尽管大家公认是不完善的——是我们这部分人的自愿行动，来帮助我们那些贫穷的兄弟。
过渡性措施
但是我们的问题要更为严重得多。对第一种意义上的进入权利的限制，以及那些计划不当的福利措施，已经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他们大部分基本需要方面依赖于政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是错误的。但这种情况已经发展了，而且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这一记录一扫而光。我们必须实行过渡性措施，从而在没有对现有福利的受益人造成不合理的困苦的情况下，取消这些福利大杂烩。
这正是30多年来，我一直提倡用负所得税来取代我们现行的一系列所谓的贫困计划的原因。负所得税计划将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并鼓励受益人进行自助。
我赞成负所得税计划，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拥有以别人为代价而衣、食、住的‘权利”，而是因为我希望与我的纳税人伙伴们一起来减少贫困，而且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冲动要这样做，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对于使如此之多的公民陷入这种卑下的境地负有责任，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处境之卑下。
（原载《新闻周刊》， 1972年）
绝对上升限度或最高限制
1946年，我与乔冶·斯蒂格勒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抨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而且那时仍在实行的对房租的合法最高限制。我们提出：由于使房租对于那些足够幸运，从而能够居住在受到控制的住所的人来说人为地低廉，这些最高限制鼓励了居住场所的浪费，而与此同时，却又遏制了新住宅的建造。所以，我们的小册子命名为：《绝对上升限度或最高限制》。
全国性的最高限制后来被废除了。然而，各地区有权自由选择是否继续这些最高限制。纽约城——以使其处于目前的状况之中的那种自我毁灭的准确本能——是在这一选择权下仍然控制房租的唯一大城市。
理查德·斯通最近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的住房紧缺日益严重》，使那本历时久远的小册子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在广泛讨论实施新的价格控制之际，这一可以引以为诫的故事是值得深思的。
纽约的故事
斯通报告说：“纽约住房短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出租空房率低于1%……私人建造几近停顿……越来越多的房东干脆举手投降，放弃了那些他们既无力维持。又不能以任何价格出售的建筑物。因无热、无水、无电而离去的房客，使这类建筑物在几天之内空无一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凋敝与萧条几乎一夜之间便笼罩了整个附近街区。
纽约城内可得的住房单位天天在减少。
纽约古老的房租控制法律，阻止了那些运气正在得到改善的、勉强能被称作穷人的人离开贫民区。”
其他人四处奔波以寻找一套税金受到控制的公寓，他们甚至随时“关心讣告，以推测哪些死亡带来了租金受到控制的空房。”
“部分地由于房租控制，自1947年以来建造的私人住房——这些住房不受该法令的控制——的租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飞速上涨……经公众的强烈抗议，该市于去年夏天通过了一项法令，将房租的年增长率控制在5%
的水平上。毫不奇怪，几个主要的建造商的反应是离开了该市。”
或者，正如我们在1946年的小册子中所写的：“房租的最高限制，导致了杂乱的任意的空间分配，空间的低效使用，以及新建设的减少。合法的房租最高限额，构成了可供出租的空间如此之少的原因。由于需求大于供给，所以，纽约可供出租的房地产现在是以各种偶然与偏袒的形式来进行配给的。只要由房租的最高限额所导致的短缺仍然存在，那么就仍然存在着要求继续实行房租控制的呼声。这也许是对房租最高限制的最有力的控诉。这些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出租住所短缺，并使得这种短缺长期存在，其结果甚至比原因更不具有吸引力。”
住房与葡萄柚
不要以为这一悲惨的故事反映了关于住房的某些特殊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价格控制几乎无所不包时，黑市、偶然与偏袒的配给、贿赂就已经出现在钢铁、肉类、香蕉——随便你点出哪一样——等产品的购销活动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黄金及外汇方面已多次出现过重大的危机——因为各国政府试图固定二者的价格。当以其它国家的货币表示的美元价格被定得太低时，存在着“美元短缺”；更近些时候，当这一价格被定得太高时，人们又担心国际收支出现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