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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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内幕》是他拍的一部录像片，内容全是揭露伪气功，该片主演司马南，就是现在中国气功界的许多大师相互提醒"小心司马南"的那位。
拍片本是他来公司的计划之一，当年他为电视台拍的片子几次得全国奖，他觉得电视台束缚多了，音像公司应该自由一些。但是到北京几年，只有匆匆拍出的《神功内幕》，其他时间精力都被处理国有企业那些共通的问题占用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买了一本蔡志忠漫画《禅说》，如饥似渴读下去的竟是他。他说做书生时读不出味，只有做了一名生意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手捧一本《禅说》，拥挤憋闷的地铁一晃就过去了。"
早晨，往往走出院子又折回来。"我的语录……"于是我马上到床头找到那一类书，放进他的手提包里。我成了自由撰稿人
从一个新闻单位的编辑变成一名自由撰稿人，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就在我还未适应这一新的角色时，我的父母千里迢迢来看我了。尽管信上可以骗他们，我工作单位在哪儿，工资是多少，但人一到，实际的生活状况就瞒不住他们了。我们住在郊区，附近连象样的副食商店都没有，孩子在农村小学就读，做饭没有煤气，院子四周飞满蚊子苍蝇……父母唉声叹气，完全不能理解我们为何丢掉舒适的工作举家北上。这种情况下，如果胆敢告诉他们我"赋闲"在家，除非我有三个脑袋。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特别看重我由于上了大学在新闻单位工作所给他带来的荣耀。
父母来的第二天清早，我不得不去"上班"。
当我背着一叠稿纸走出院子时，却一阵茫然，去哪儿"上班"呢？丈夫单位、朋友家里都不方便，最后，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公园。
这个以人烟稀少而吸引我的郊区公园，一旦将书桌安在这里就令人失望了：篱笆外是隆隆的汽车声，头顶上有蝉儿们疯狂的嘶鸣声。在吵得头发麻、心发慌的状态下，我努力写着清淡的流丽的散文。
傍晚，我按时"下班"回家。
"在哪儿混了一天？"丈夫小声问。
"公园，写散文。"
"不错，环境很好。"丈夫由衷地羡慕，"明天再去吧。"
父母来京期间，我很少"请假"陪他们。我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远离家乡，是为了实现抱负，到北京发展自己，我已别无他法。但我若说要以写文章来养活自己，谁也不会信的。有次去女友家玩，她请来了邻居──大名鼎鼎的一位青年作家。女友向作家介绍说，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我连工作都不要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不一会儿，作家就牵着他的女儿离开了我们。女友这才如梦初醒："糟啦，我毁了你！"一件事情被推到极端，其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而且，这位作家因写作出名也没有辞职，他现在还是报社一个部的主任。
我只有更用功地写作，什么也不用多说。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告诉我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我立即去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群面有菜色、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艺术村，它是我们沉闷生活中的一丝亮色。此后，我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中暑、虚脱成了常事。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我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有天我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我填，工作单位一栏，我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我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可乐。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我进去。眼看着那些比我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有时去采访一些名人，还没等你提问，他们就先问你是哪家报社的。那些连报刊大小都要挑的主儿，你能告诉他们你是自由撰稿人吗？验明正身后，他们会说一句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的名片上不敢有自由撰稿人字样。个体户有执照，国家认可的经营范围，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
自由撰稿人，她的副产品是随之而来的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忙于公务的丈夫又很少回家，我比常人更多出一份枯燥与单调。
在这份孤独里，我种植一切能弄到的花草。卧室里、窗台上，披挂着各种常绿的吊兰。那盆秋海棠，一年四季盛开红艳艳的花瓣，默默地陪伴着我。
孤独中，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打老鼠。这习惯令丈夫不可容忍。有一天，丈夫突然发现羽绒服被咬了一个洞，大叫："不好，家里有老鼠！"然后埋怨我，"你整天在家，怎么也不管管？"
"干嘛要管？每回老鼠进屋我都不赶，看着它一步一步爬进来，特别可爱。"
"你……"丈夫又好气又好笑。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位漂亮机灵、精神焕发的老鼠，你会不会很欢迎它？
然而，我还是感激孤独，感谢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我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明天怎么过──关于女儿
我妻子如今是遂了心愿。我所在的公司现在也做得够红火。但是我们一直有着一个潜在的忧虑──女儿的生活状态算得上正常吗？
早在我从大学毕业分到江苏工作期间，当时的同事就说我女儿小小年纪跑的码头够多了。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女儿一会儿在妻子那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后来我们到了武汉，现在又跟着我们来到北京。由于频繁迁移，女儿的幼儿园总共上了5年，到7岁该上小学时还被学校强制着上了一年学前班，所以她的岁数一直大于她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们当时到学校去向老师介绍她是如何聪明和努力，不需要再上学前班，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学校强调从南方来的孩子更需要好好学普通话而放弃了妄想。。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比别的孩子大上一两岁，更有利于她的身心发展。女儿也算是给了我们面子，上一年级时，就成了班主任老师的忘年交，可以在大冬天不让她去上操，留在教室里与老师谈心。这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甚至与我女儿谈到了自己在新的家庭里的生活困境。
在女儿这些年的学习生活中，仅有一次我问过她的成绩，那是从农村小学随我们搬家转到城里小学上二年级时，她得过一次不到80分的成绩。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她在原来的学校里从来是双百。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次过问完全显得多余，因为到转学的第一学期末，她的成绩就已经在班上名列前矛。
我们从来不在女儿面前谈起户口这一类问题，尽管由于户口问题使我们每学期要向学校多交几百元钱，而且在女儿所在的小学并入一所所谓重点学校时，我们还被勒索性地一次交了6000元钱赞助。那是一个火烧眉毛的日子。开学了，女儿到班上去，正上着课，有人进来递了一个纸条，于是老师突然宣布：某某同学，现在请你回家，让你家长来交赞助费。女儿哭着回到家里，说了情况，她妈妈立即赶到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希望能通过解释情况减免赞助。校长办公室里，已经有10几位家长，他们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扫街女工，她的那点儿工资肯定无法支付这笔赞助费，因此她只能哭求。我妻子还有办法，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想办法。本来，以我的修炼对来北京后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处理一概是不紧不慢，但这一回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孩子的委屈实在是由于我们的盲动造成的，不是不报时侯未到。于是我利用我的职权，头一回未经有关程序，从公司拿了一张支票，火速回家。然后才向我的上级报告。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比起那位清洁女工还是天上地下。她的儿子可能就此失学，据说后来她还是四处借债凑齐了这笔赞助费，看来那位腰挎BP机手持大哥大的校长先生还是难不倒天下父母，或者说这笔赞助费绝不是天文数字。当我听到妻子描述这位校长手持大哥大的英姿时，我实在忍不住修炼，嘴里嘀咕了一句：这世道真他妈流氓都可以做孔夫子。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只在这里上一学期时，那位校长说你就是上一天也要交6000元！对这位校长，我一时还真没有办法，记得我接到妻子的告急电话时，我连呼了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学，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关系达到帮我减免赞助的目的，但同学们的回答一致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