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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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轻松的接待我们这以后再也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过第二回。
享受过了还得好好干活。1989年深秋，我个人为了《中国酒文化》这部片子的最后工作──主题歌和艺术顾问等事务──又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想请范曾担任艺术顾问，夏天拜访过的那位文艺界领导帮我联系范曾，但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去他兼任总编辑的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看一看。后来这位领导对我说，他不了解我多少情况，只是看到我背着一个牛仔包，风尘仆仆毫无顾忌地忙于拍电视，觉得我大概会是他办音像公司的一个帮手。
1990年春节里的年初三，我结束了连续几天几夜的麻将大战，还是背着一个牛仔包，应那位领导之邀，利用学校的寒假，一个人去了北京那家音像公司帮助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必须回校，这时那位领导给我开了借调函，要我回校办理借调手续。
拿着借调函，我回到了武汉，跟妻子商量。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换一种生活，这就到了赌一把的时侯；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充满着不信任，准备给我的职务只是总编辑助理，无力回天；工资和生活待遇只能说够活着，而且还不能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我把这些想法和盘托出，请妻子定夺。我以为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她根本不把我的这些顾忌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说：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妻子一直在做着作家梦，但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平淡经历是她的致命伤。这就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另外，因为"早婚"（23岁）、"早育"（24岁），单位领导视她为落后青年，在单位总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在我，经历虽然已够丰富，当过兵，做过工，搞过工业管理，当时从新闻单位调入学校，想的就是这一辈子到了做学问的时侯了。可是，遇上这么一个可以多少让自己亲身操练的新兴行业，心又活了，而且是到北京，这么一个我呆过几年的又有了新近良好印象的大都市，就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吧。初到北京的感受
这就打定主意去北京。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分别办好了借调手续（因为不愿再分居，我向那位领导多要了一份给妻子单位的借调函）。办得如此顺利是因为我们退出了单位分的住房，使得单位领导看出了我们的决心。在这个星期内，我们还收拾好了所有家当，联系了一个5吨的集装箱。运输工人用卡车载着集装箱开到家门口，把一切装进箱里，最后剩下两辆自行车也紧贴在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箱边上，关上集装箱门，打上铅封后，工人把铅封号码交给我，以便我们收货时对号才能启封。把全部家当交给集装箱的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火车，随身只有一个小包，装着一些洗刷用具和路上的食物，可谓是轻装简从，潇洒得很。不过跟着我们上火车的还有一袋50斤重的大米和一桶10斤重的食油，一个月在北京的考察使我知道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北京还没有自由粮食市场，50斤大米够我们一家对付一两个月，我想两个月以后会有办法的。两个月后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学生，他分在中国商报社当记者，负责粮食报道。用这条路子，加上亲友的接济，我们生活到了北京开放粮油市场。当时我们还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但这是妻子的一厢情愿，有总比没有强，实际上在北京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们就赶上了亚运会。亚运会在北京盛况空前，可是我们家也被骚扰得够呛。当地派出所在我们住处一带盘查，终于发现这里隐藏着我们及其他一些外地人。有天傍晚，他们突然搜查了我们院子里的单身宿舍，据说是要查一查有没有印刷机这类宣传用工具，我想是北京当时出现了反动传单？结果自然没有。接着当天夜里，两位警察来到我们家，要我们出示身分证明。我们拿出武汉的身分证，警察又问孩子的，我们说孩子没有身分证，但有户口簿在武汉。我又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以此证明我们是大大的良民。警察应该也相信了这一点，但是那个老警察还是用法庭上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表情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条例第某某条之规定，你们这是犯了法！我一直盯着警察的嘴，等待着他继续说出更耸人听闻的判决来，同时我瞥了一眼他身边的年轻警察。那是一个白面孔的年青人，我感觉他在听到老警察说出你们犯了法那几个字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他的同行的一丝丝笑容。接着年轻警察站起身来走到我们的卧室门口，朝里张了张望。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架柜子和一个书桌，都是我们从武汉运来的，别无他物。当年轻警察回过身时我发现他眼神里有了好奇。我想这是因为他已经从我前面的交待中得知，我和妻子原来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在一个大都市里的正经单位工作，为什么要到这北京郊区的农村宅院里身分不明地活着呢？也许是他这一突然的起身动作扰乱了老警察的心情，之后，老警察说："你们明天来派出所办暂住证吧。"
这样的骚扰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太多回味，因为我还得忙公司的事，但妻子以及女儿却着着实实地惊慌了很长一段日子。她们一天24小时都在那一带活动，跟当地派出所抬头不见低头见。妻子每天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幼儿园，或去买菜，自行车还是武汉的牌照，身上没有一丝儿证明自己有资格在北京居住的文件，怎不叫她们时时地心惊肉跳？所以自行车都不敢上大道，总在乡间的小路上窜来窜去，倒是跟鸵鸟似的看不见警察了，但又被村里的恶狗时常惊吓。女儿因此而要求走大道，母亲只能解释说小路来得快。
我们住的宅院规模不小，占地将近400平米，小二楼，楼前一大块空地。这是我国驻外机构的一名官员买下后租给我们的。这位官员来自台湾，联合国驱逐台湾后他起义了。我的父亲应该是跟他交过手的。他是黄埔军校多多少期的，我父亲是陈毅新四军的部下。我父亲来看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当房主威风凛凛地带着他的朋友来看他的家产时，我父亲也只有板着脸与房东点头。下班回家，老爷子跟我说了一句："他妈的真是国民党，跟咱招呼也不打一个。"我想，老爷子是给我面子，要不然，凭他的脾气说不定会拔出枪来，不过他现在没有枪了，他已从军队下来多年。后来我还想过，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里的那位退役中校跟我爹当年的军衔是一样的，可人家是何等的威风，能够在出总统的学校里指手划脚。
我有一位同学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处长，亚运会开幕后负责电视收视率调查，在京郊工作时来过我们家，一个劲儿地赞叹："这是兵团级的住宅！"不知他是鼓励我们回到北京，还是只看到了外表，其实这兵团级住宅的下水没有跟城市的管道接通，也没有保暖设施。房子后墙有一个人工挖的化粪池，冬天化粪池结了冻下水不畅，于是冬季的粪便处理便成了问题。我曾经爬过后墙，操练钢钎大锤为了打开化粪池里的坚冰，但无济于事，由此真正明白了北方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我的一个朋友想出火攻的办法，使用了各种火器和燃料，却也不灵。最后还是我妻子狠心把她在大学时代就用过的一个"热得快"放进马桶坑里，接通电源，烧了一整天，才算溶热了冰水，也使我再一次领略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打破的真理。
这所宅子是我的领导给我们来北京的生活待遇，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比起那些真正的流浪者，我们就象住在天堂。妻子把这个院子伺弄得花花草草，老爷子来了还养了一窝下蛋的鸡。院子的墙比较矮，有一回我们洗晒的毛巾毯被人从墙外勾走，妻子大为痛心，因为它是我们当时的奢侈品之一。但是我很快地宽解了她，我的道理是如果有谁这么费心地弄走了它，那么这东西对他肯定比对我们更需要。
有关家居的这一切，对我来说的确可以淡然处之，因为这所宅子对我只是旅店，白天我都在路上和公司奔忙，每天都要到天黑或深夜才能回到这儿。然而家对于我的妻子和女儿却是再重要不过，这所宅院是我妻子当时生活的全部所在。她办的是一个假借调手续，只是为了不分居。当时的北京文化单位不接纳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因此，妻子就一直在家。这倒也遂了她的一个心愿：当作家──坐在家里。待业的日子
突然间，我过上了一种真正自然状态的生活。
来到北京，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就有20多人。因为见不到我，他们只能向丈夫打听我在哪儿工作。
"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一位男同学感慨道："人类进化得如此之快！"
女同学则叫喊："在家怎么呆得住！"
清晨，丈夫早早起床去上班，我和女儿爱睡到什么时侯就什么时侯。我一般要睡到八九点，这在上班族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时侯6点多就得起来。无论你昨夜睡得多晚，看孩子看得多么辛苦，也无论你是头晕眼花还是正来例假，都得象军人一样迅速干练地起床，自己穿衣给孩子穿衣，自己洗漱给孩子洗漱，早点拼命往嘴里塞，收拾屋子，推出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有时孩子会突然不高兴去幼儿园就连哄带骗加上威胁，直到把她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