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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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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书籍名:《20世纪最后的浪漫》    作者:汪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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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对我个人来讲,首先是一个心理障碍,后来它变成一种非常好的东西,一种动力。既然我有心理障碍,那我就从这个方面着手,事实上后来我做戏剧车间剧团,办《彼岸》这个班,就是从表演入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91年跟一个来北京的美国导演,开始用身体去学习一些东西,包括后来去美国专门针对这个去考察学习。所以我觉得心理障碍在我这里变成了某种动力,应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按我发展到现在的过程,我觉得没有受过科班的训练,对我来讲反而是另一个好的事情。目前我们的表演教学体制已经是一种僵死、腐烂的东西,一点儿生命力都没有,就是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体系,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斯坦尼体系跟我研究、理解的,包括我在国外看到的这个体系有什么关系。那么,我没学过这个东西,脑子里就没有戏剧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概念,所以就形成了我现在不排斥任何东西,只要这个东西我感受到了我就吸收、接受,不固守戏剧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去年冬天(95年12月)我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给学生们做演讲,出的题目是什么叫戏剧,讲到最后我说我不能给戏剧下一个定义,我只能给大家描述我是怎样感受戏剧的,我是怎么做戏剧的,这种过程的东西。包括现在我的所有的戏剧演出,我都标明是戏剧,就是说它不是别的,明确我做的是戏剧,这是一个中性词。有的人说我的戏剧不是戏剧,那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想做不是戏剧的东西,所以说我固守这种东西。

            你这个问题里说到了技术训练,我觉得提得特别好。表演事实上技术性非常非常强,《彼岸》的训练班主要就是从表演方法和训练入手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到目前我比较明确的就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现行的戏剧教育恰恰是缺少技术训练的,那么我事实上这几年在这方面学习、同时在教学实践当中来发展不同的教学手段和训练方法,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这个技术性的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同样这个心理障碍变成了一个动力,最后我开始进入这个东西。

            汪:话剧从西方引进过来,就是宣传工具,如文明戏、活报剧、街头广场剧,现在你也说戏剧是教育,你跟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牟:20世纪初,从日本过来,文明戏。你说得没错,但我的理解稍稍不一样。它传过来的时侯,包括以后,包括7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甚至包括现在的主流话剧依然有这种宣教功能。我不一样在哪儿?我接受到的戏剧从接受开始就没把它当宣传教育。应该说宣传教育是戏剧的一种功能,但是戏剧还应该有别的功能,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宣传教育去感受戏剧这种东西,这可能算是一个区别吧。戏剧是什么?它对我实际上是一种表达方式,表达你对这个世界这个生活的某种感受的一种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肯定跟你个人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有关。有的人选择了小说,有的人选择诗,有的人选择了电影。我现在起码在现阶段,我首先觉得我不是非做戏剧不可,我可以做很多别的东西,只是在时间上现阶段就是戏剧,我觉得戏剧是我现在表达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是从创作上来讲。但是,戏剧是一个群体的东西,它需要演员来参与,所以我在91年的时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也听过一些课,在电影学院听得课多一点,而且在电影学院还教过公共表演课,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我不知道谁会说我们的主流戏剧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我看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教育,这个教育的制度和现状,我只是说的戏剧教育这一块。后来我去国外,包括每到一个地方都专门提出要求,希望看看学校。说一个最简单的不同,国外戏剧教育的一个根本点是重视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个人自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它竭尽全力去发掘你个人的东西,老师去帮着他发现,而且教给学生能力和方法,最后帮助学生去独立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上海、北京几个表演院校跟国外教学不同的就是,他要每个不同的人都变成一样的。这就说到基础课程,比如声乐的训练,大家开玩笑说搞话剧的说话应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我见到的话剧演员包括电影演员,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肯定也有不一样的,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教育的模式上我觉得是一样的。这里面就是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不同的人的个性磨掉,让不同的个性来适应所谓的戏剧的样式,而我认为这种东西根本不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91年我在华盛顿的一个生活剧院(不是60年代朱利安·贝克的生活剧院),导演是个老头,他也是西方60年代戏剧革命时期出来的。他在华盛顿,我去看他的训练,开始的时侯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你的戏剧观点是什么,他说他要改变世界。我当时听了吓一跳,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政治倾向特别激进的戏剧家,但我看了他戏剧训练后,非常佩服。他有一个特别有钱的音乐剧剧场,但他同时又在这边办了一个工作室。他训练孩子,还有黑人的孩子,训练目的并不一定是这些人毕业后去干演员。所以我一直强调戏剧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因为它不是通过传授知识,而是通过大量的身心训练来改变一个人,这种改变使他有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能力。那个老头已经那么做了10几年了,从他这里出去,有的人做演员,有的不做演员,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健康地生活,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改变世界,因为改变世界的根本说到底是要改变人。我在《彼岸》的时侯,实际上一直在强调戏剧做为一种教育手段。巴西现在一个导演,他叫奥古斯特·博尔,他用一句话说,戏剧就是使人有能力的一种东西。对于我来讲,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做了,我在《彼岸》的时候实际上做了,但是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世界,(笑)绝对改变不了世界,可能会改变10几个人,如果我坚持做可能会改变几百个人,但是我承认我做不到。我还是要做戏剧。我觉得教育和戏剧它还是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我的精力不能全部投入到教育,尽管我特别希望这样做。还有一句话牵扯到教育:到现在,从我的教学过程和工作过程,我已经非常明确一点,我觉得戏剧不是属于被称之为演员的职业的人的那么一种东西,我更认为戏剧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我现在在所有戏里都强调,这个戏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但不是说随便参与,象有一些人就是误解了我的这种主张,他们好象觉得什么都可以,我觉得不是,这里面还有神秘的一面,象魔术一样,是属于创作的一面,这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戏剧是一种教育手段,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其他角度去谈教育本身,我只是感受到了这种东西,而且受到某种启发,我尝试去做了教学工作,而《彼岸》就是这个教学工作。我把我到目前为止的戏剧工作分了几个阶段,大学的时侯是一个阶段,那时完全是一种喜欢,就是一种模仿。到了蛙实验剧团,有所不同,但在蛙实验剧团时期,所有我排的剧,我都觉得非常幼稚,但这个幼稚它体现在一个过程当中。从《彼岸》开始,我觉得我是在一种根本点上着手,就是表演,人的状态。

            汪:既然你是要教育,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手法、常规的形式,那样不是更明白吗?

            牟:我觉得首先我要区别传统这两个字。我对中国的传统,京剧的那种教学非常非常佩服,事实上我在教学当中请了4个京剧专家来教,那个是技术性非常强的。在我们的话剧里面,在常规的话剧教学里,它也有,但没有起多少作用。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的不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生学4年,头两年有形体课,比如芭蕾的把杆、京剧的身段,可他只是学过,这种东西并没有真正在他身体里发生作用。我理解京剧都是要从小学,而且10几年如一日,身体的功夫要常练,不是说学会了这个招式而不练,那我觉得这个招式是表面的,跟他身体的内部构造、能量没有关系。芭蕾也是,它需要从小练习,才能真正对身体的内部发生作用,而我们呢?我见到很多就是站一站把杆,也就是所谓的有了一个"范儿",感觉到他练过,可对身体内部根本没有作用。所以这是我非常佩服京剧教学的一个地方,我认为我做不到那样。因为那需要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我认为现行的常规的教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对学生没有心灵的、没有脑力的开发。我既然对这种常规的现行教育不满意,当然不会采用这种教学手段。你看了我的简历就知道,我从来不去强调"新"这个字,我非常非常讨厌"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目前为止在中国没有新的,可能西方有过。这个空间差,待会儿我还要谈到,是我非常讨厌的事情。刚才讲了,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但只要我感觉到了的东西我就采纳,我自己有能力学到的我就自己来教,自己没有能力我就请有能力的人。《彼岸》时我请了很多教师,象教现代舞的欧建平,教格洛托夫斯基方法的冯远征,包括京剧老师孔雁、孔新恒等。但是我只是尝试,按我的感受去尝试进行教学,我觉得教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也可能到40岁50岁我的创作能力衰减的时侯,还会回到教学岗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