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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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这种东西，为什么建国40年来发生了那么多惨剧，就是因为有个性的人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绝对需要摇滚。"
歇斯（27岁，中国戏曲学院打击乐教师。1990年4月组建"黄种人"乐队并任该乐队主唱及主音吉它，喜爱重金属，作品有《孩子》、《泪》等。92年10月，"黄种人"曾与日本摇滚乐鼻祖冈林信康在北京、天津、深圳、广州做巡回演出，颇获好评。该乐队现已解散）："摇滚有很多很多种，真的摇滚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摇滚只是现代人给它扣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历史上就有很多摇滚，但那时不叫摇滚。比如杜甫，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种个人对生活的评价，那种精神就是一种摇滚。屈原就是摇滚大师，还有《硕鼠》，大耗子，大耗子，你丫吃我喝我，还他妈说我不好，还天天搜刮我。摇滚表现的东西，有的人也体会到了，可他说不出来，也没有地方说而你说了，他就拥护你，要不怎么会出现学生领袖哇，因为他他妈敢说会说，咱底下不敢说，他一说我就跟了你，反正出事是你的事，我操，不出事时跟着拥护，蹭吃蹭喝。摇滚有思想的、音乐的，中国民间音乐里也有摇滚，你听河南坠子那老头唱得真摇滚，那嗓子，嘿（学唱）──孙二娘，一刀就解决！"
王迪（30岁，8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世界知识画报》社做两年美术编辑后辞职从事流行音乐活动。86年5月，在为庆祝"世界和平年"举行的"全国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唱《一无所有》时的伴奏者之一。时任香港大地唱片制作有限公司音乐制作人）："摇滚精神简单地用一句概括它的灵魂就是'我操你妈'。但摇滚乐现在已经是一种具有文化性的表现了。它越来越商业化，外表和内在的修饰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摇滚乐难以生存，这是良性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常说摇滚圈是个大村，农民心态很重，投机性很大，只要有台湾公司签约，摇滚乐队会疯狂地涌现。中国可能有摇滚乐吗？不可能。中国的摇滚乐没有根基，因为中国的文化中缺少批判精神，因此也就缺少了摇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缺少了摇滚中灵魂的东西。中国目前之所以有摇滚乐存在，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在历史上相对特殊的时期。中国的摇滚乐是纯'拿来'的。"（摘自93.1，《创世纪》黄燎原文《摇滚歌手的自白──王迪、蔚华采访日记》）
徐一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职业画家。时居圆明园艺术村）："北京的摇滚乐队为什么这么多这么火？是因为北京这种特殊的背景。现在人们的压抑来自两方面：思想和性，摇滚乐正是这两方面的东西。西方最早出现摇滚时，也是因为思想的困惑，性的压抑。"
候牧人（41岁，老知青，中央歌舞团钢琴家。曾统筹、主唱《红色摇滚》与《候牧人专辑·我爱你中国》，其中《我爱你中国》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月金曲》评为首期10首金曲之一）："《我爱你中国》不算摇滚，《红色摇滚》那盒磁带用'摇滚'两字，出于商业目的，开始想了很多名字，都不贴切，最后起了这个名字后觉得很好，因为里面有很多革命歌曲。我怎么看北京摇滚现象？是现象吗？不知道（笑）。我觉得很必然。摇滚乐在大陆还不是它本来的面目。有很多变形的地方，挺生硬的，北京摇滚乐队创意性不够，模仿的程度比较多。摇滚乐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种移情，摇滚乐其实是很平民化、形式自由的东西，给你自由让你参与，它应该是从很底层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摇滚乐介入政治、反战、环境保护等，代表最底层老百姓的利益。"
徐沛东（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著名青年作曲家。作品有《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我热恋的故乡》等）："我本人不是很热衷于摇滚乐，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于这种音乐。从严格意义上讲，摇滚乐不是一种完整的音乐，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应，也因此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共鸣。摇滚乐有一个特点：往往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歌手还累，还激动。但我听了却激动不起来。我认为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应该强加限制，而应该引导让它健康发展。虽然我对摇滚乐有些吃不消，却很喜欢它的一些特征，比如它的时代冲击力、反叛性以及剽悍强劲的音乐风格，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近期将要播放的《古船·女人·网》的主题曲创作中，就吸收了摇滚乐的一些创作手法，我希望构成一种中国农民的摇滚，能够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摘自《湖北广播电视报·增刊》刘卫平、田慧：《徐沛东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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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1)
当我记录着北京的美术、音乐、舞蹈这些行当的自由艺术家们的生活时，有一块似乎更神秘的领地时不时地传来讯息。我知道我不能忘了它……
牟森：在戏剧中寻找彼岸
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北方男子现在除了彼岸以外，一无所有，他活象一个人群中的唐·吉诃德。在一个理想主义和终极价值几乎完全被欲望淹没的时代，这个唐·吉诃德企图重新唤起人们对彼岸的记忆，他在做神让他做的事。
──于坚
93年5月5日，我在艺评家栗宪庭家里采访摇滚人何勇，第一次见到牟森。这时我正忙于写京城的摇滚人，总算在老栗家把何勇给堵住了。但也就是在这时，我感到下面要写的一个题目是前卫戏剧，这个牟森肯定是今后要了解的。
93年6月里的一天，大学同学冯德华（《文艺报》记者）来电话说牟森在电影学院演出《彼岸》（高行健原作，于坚改写，全名为《彼岸和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但是当时我住丰台，距离太远，手头又被摇滚的稿子缠住，心想来日方长，放过了这一机会。
93年7月，总算全部结束了京城摇滚人的采访写作，这时我开始重读家里有关荒诞派戏剧的书。我先生看我在做采访牟森的准备，说肯定要读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那本《迈向质朴戏剧》。这本书家里也有。
93年10月26日，在西三环外普惠北里首次拜访牟森。这时他与蒋樾（独立制片人）合住一套两室一厅。那天，他一直在阐明一个观点：我的戏跟《阳台》（[法]让·日奈编剧，93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孟京辉导演）跟别的什么小剧场是两码事，对实验戏剧我要展开批判。
对我的采访要求，他一再谢绝，说现在还不需要这种东西。
后来我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硕士麻文琦的书《水月镜花──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戏剧》，里面对牟森评价很高，说"以牟森'蛙剧团'为开端的民间戏剧实验成为一页不可缺失的中国当代戏剧野史。因为有了这一页，中国后现代戏剧的发展才有可能从80年代初期的尝试过渡到90年代的复兴。"但是，麻文琦的书里只有很少一点关于牟森的议论，比起对林兆华和孟京辉的评论，显出篇幅比例的失重。看得出，他甚至没有跟牟森交谈过，也没有看过牟森的戏。
93年11和12月里，我几次与牟森联系，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结果。我没有去找其他人。我估量着写现代戏剧，不写这个牟森不行。等吧，还得耐心点，别不小心把印象和关系搞砸了。首次拜访时，他问我有没有看过《彼岸》的演出，我据实回答，结果他说，没看戏，谈什么呢？
这样，我们算是约好他有戏时就通知我。
1994年4月14日，白天在东方歌舞团排练场采访金星（现代舞者），准备晚上去总政歌舞团看牟森排练《零档案》（根据于坚同名长诗创作）。遇文慧（东方歌舞团编导），问吴文光（独立制片人）近况，她说正与牟森一起排话剧呢。我说对了昨天牟森要我今晚去看排练，文慧说你别去了，牟森昨晚10点得到通知,总政歌舞团停止他们使用排练场，为这事昨天折腾一宿呢。我有些不信，打电话给牟森，果然如此。电话里牟森无精打彩，说晚上还要出去找演出场地。
牟森的戏还真是很难看到。年底，他又通知我去看《零档案》，在圆恩寺剧场，但是临演出前，家住圆恩寺的中央原某领导去世，那儿戒严，于是演出吹了。等戒严过去可以开演时，又因为出了新疆那次著名的剧院大火，《零档案》里有用电焊的戏，舞台上不能用火，所以不演了。
94年4月30日，下午4时去牟森家，是为了写作现代舞的文章，想听听他对现代舞的看法。也是因为当时家离得近，走路10分钟就到。
聊完现代舞的事，又聊他的戏剧。牟森还是坚持不要写他，他说："写我写得最好的一篇也没有发表，我的一个朋友写的，分析《彼岸》，正反面都有，挺棒的。"
牟森说人们评他的戏剧说不到点子上。他讨厌"先锋"、"前卫"字眼，"踏踏实实去做就是"。他说人们谈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老是"误读"，强调形体太多，而格洛托夫斯基的形体背后却是心灵。
他还谈到，中国没有别的问题，既没有政治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教育。教育上去了，一切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