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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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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书籍名:《20世纪最后的浪漫》    作者:汪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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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让她的男朋友为我们拿凳子。一条小黄狗围着她转悠。她显得瘦小而娇弱。

            她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一所大学任教。婚变使她大病一场,88年,她终于决定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北京。91年5月,她又来到了福缘门村,成为艺术村的第一位女性画家。她告诉我,她维持生活是靠"干一点别的活儿,画招贴什么的",说完,又补充道:"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我和徐一晖离开她的小院后,她的男朋友追上我们说:"小珂请你们回去吃晚饭。"

            4天以后,她的右脚骨折了。

            骨折后的第六天,正是她的画展(私人客厅举办)的开幕日。开幕日那天,她从村里坐了出租车,下车后由她的男朋友抱着出现在展厅里。

            共展出两天,一幅画也未卖掉。

            第二次去她家,是在画展之后。她的看上去20出头的男朋友还在那里。我走进卧室,本来躺着的她这时坐了起来。她穿着一件柔软的淡色小花点衬衣,一床薄被盖住了她的下半身,打着石膏的脚触目地露在被子外头。我安慰着她,她却说"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我立即想起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她的男朋友也是基督徒,从神学院毕业后,分在教会工作。他们相识于教堂。

            她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我认为沉默对我更适合。我不想说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其它东西我都看得很淡,除了基督以外。"于是她谈起了她的信仰,"现在,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是耶稣基督,他也一样,这是我们俩很重要的相同点。"

            说到基督教,她的两眼放着光。扶了扶镜框,她继续说道:"基督甚至能够让石头发出赞美。基督教是最本质最符合人性的。它透明、清楚、纯净、文化。信教之前,我的作品中渲泄的个人化的东西多一些,现在普遍性的东西多了一些;以前我对生命抱悲观态度,一切经不起追问……有件事很有意义,在我10几岁时,经常将自己所想记在日记本上,信基督后,我发现它们与教义大部分都对应上了,看来上帝检选一个人是有个过程的。"

            她还谈到许多艺术家都是信基督的,如伦勃朗、米开朗基罗、凡高等等。

            "上次有位记者来采访时,我也讲了类似这样的话,但一个字也没见登在报上……"

            临别时,我祝她早日康复,她说:"没关系的,我有信仰,加上众教友的祈祷,我的脚很快就会好的。"她又讲了一件发生在她身上的奇妙的事情:骨折后她疼痛难忍,但第七天的晚上,疼痛突然消失。第二天,有一位教友前来看望她,说众教友知道她骨折后昨晚一齐为她祈祷来着。她说这件事时她的男朋友在场,男朋友为她证实了这件事。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最后她说。

            魏林的家住在村里的最北边,需要穿过树林、福海,还要翻越一个小山坡。他租的房子很小,10平米,月租45元。他与房东同住一院,与房东屋子的窗明几净正相反,他的屋里挤着一张小床、一对破旧的单人沙发、一张圆桌(这三样家俱还是房东的)和满地的松节油瓶、挤完颜料的锡管。房间的纱门上还有两个脸盆那么大的洞。

            板寸头、穿牛仔装、黑布鞋的魏林挺拘谨,一再抱歉说连杯水也没得喝。他66年出生,是来自新疆的汉人,从西安教育学院毕业后,没有去工作,一头扎到圆明园的怀里。来福缘门村已有一年多,远离闹市、远离村里的画家,他的语言表达已经出现了障碍。不过一谈起绘画呀艺术什么的,他也能说得顺:"艺术是永远发掘不完的,还有很多是我们的祖辈没有发现的,这些没有发现的,我们要去发现它。"

            魏林的画是抽象油画,整个画面由流畅的曲线组成,曲线的色彩浑浊灰暗繁乱,最后有亮丽的黄色曲线在中心位置上占据着,以结束这幅画。看得出,他的画与他的人一样,认真执着。他说,在这里一年中画的画超过他在学校画画的总和。我问他水平是否比从前有长进,他说:"那是当然的,你想,我来到这儿,什么也不想(也想不了),每天只有一件事,就是埋头画画。我在学校画画时只有一个过程,而这里一幅画中要经历三个过程。"三易其稿当然要比一次成稿经得起推敲。

            他拿出两张照片,说:"这是我的妻子。"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象是有家室的人,他的妻美丽迷人身个很高,与他的矮小相貌平平极不相称。问他来北京不回去工作父母反不反对,他说:"他们没有办法,任我去。在家里我最小,上面哥哥嫂嫂一大排。"

            "你妻子也不反对?"

            "她倒同意,她自己也想出来呢!"

            "你让她出来吗?"

            "不行啊,她一来,我们就得为糊口而奔波。自己的糊口都成问题的人怎么还能再带老婆呢?"

            走前,我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签完,他笑着把本子递给我,我一看,也笑了──魏林:圆明园艺术家村74号──我倒真想试试写艺术家村邮递员会不会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他手上呢。

            离开时,我去看了他煮饭用的灶──用砖头码起来的。砖头已被烟熏得很黑。灶旁有一大堆刨花。不远处传来一群猪饱食后的哼哼声。

            魏林参加过两次画展。一次是参加高山组织的"六人画展",另一次是在皇冠假日饭店国际艺苑举办个展。两次画展均未卖出画。

            22岁的小田一看就是个苦孩子。不知道他爱恋的那个女子为何不疼惜他,据说相思的痛苦煎熬了他很久。

            他住在远离大家的湖边。每当黄昏到来,他独自在碧绿的湖边漫步,在茂密的丛林里听布谷鸟的啼叫……回到空荡荡的屋里,一人面壁,继续咀嚼孤独的滋味,这时,他会听他最喜爱的《圣母悼歌》,让纯净、柔婉的歌声带来温暖,带来宽慰。圣母是所有苦孩子的归宿。

            他的画不属于尽情发泄的那种,他的画里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宗教情怀。那些天空昏暗地面浑浑然的景观中,或者一条通向远方的大道上,永远有一本厚厚的打开的书悬浮着……

            他是陕西乾县人,19岁就来到了北京。开始在《中国美术报》社当编辑,报纸停刊后,他来圆明园住下。读书、思考、画画、去北大食堂吃饭,过着象学生一样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得自己想法养活自己。他把自己养得营养不良、发育欠佳。

            他每年只在春节时回一趟家。母亲非常挂念远在异乡的儿子,写信时详细地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睡什么样的床,每顿吃些什么,他的回信永远是告诉母亲一切都很好很好。生活有多苦,只有他自己清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然而米兰·昆德拉又说:生活在别处。

            他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象美国的格林威治村、东村等等,他认为圆明园艺术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不推崇他们,也不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西方某些著名画家的作品如鲁本斯的纵情、劳特累克的红磨坊系列甚至毕加索,我都不喜欢,不喜欢那种对生活的挥霍。与他们相比,我更喜爱凡高,凡高他是虔诚的富有激情地去颂扬生命歌颂大自然,凡高是真正的艺术家。"

            小田曾经与80年代末张大力、牟森、王德仁那批盲流艺术家有过接触,"这两拨人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大力他们当时苦得很,几乎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房子住得又破又小才几十块钱的租钱,哪象圆明园这拨人,感觉一个个都挺阔绰,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有酒喝。"

            所有的画家里,他最平静与顺从。好象他对生活的要求只是吃饱就行。已经有3个月没有接到编稿的活儿了,"实在没钱时,我就卖画。"他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平时,他与房东的关系处得很好,晚上房东还来他房间里下下棋。他也与村里的个别画家来往,比如跟方力钧下棋、与老弓一起在湖里游泳什么的。他很少进城,"我一进城就晕眩。"

            村里画家都叫他大拙。他本名张容若,"大拙"是他为自己起的号。大拙与菜贩子合租一个院,他住一间小屋,每月租金100元。

            大拙的房门上贴着他书写的"藏真精舍",窗上、墙上贴满了他的书法作品。他的画只有一幅,国画,是清淡的山水画。大拙说因为眼高手低,所以总不敢画画,书法倒是觉得可以挂出来亮相。我看字、画时,他一直埋头在一本日本挂历上写着什么。"你这是在干吗?"我问。

            "我在算卦。"

            "你信吗?"

            "我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大拙是江苏淮阴人,69年出生,虽然只20出头的年龄,但却留着一脸胡子,神情漠然而忧郁。他曾是浙江某学府中文系的学生,89年时因言行过激而被关押,出来后他的思想起了极大变化。由入世改为出世,去江南五大名刹之一的天童寺出家当了和尚。问起他当和尚时的生活,他说:"没意思极了,连法名都与几百年前的和尚相同。生活极刻板。后来我悟出,出家和不出家都同样可以修行。不满一个月我就下山了。"接着,大拙讲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又讲到国画的精深博大,他认为国画必须得人格、学识修炼到一定程度方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