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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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人们就习惯了，就遗忘了，就不再去议论了。
与这《思想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进宾馆楼便是一座铜塑的大肚弥勒佛，佛的双手托举着一个金宝宝。
恭喜发财!
"思想者"和财神爷，他都要。
我们上楼。他的办公室他的会客室。其豪华程度令人咋舌。一套红木的办公台、文件橱，就是十四万元……
他本人的形象和这一切完全吻合。他爱美，头发总是吹得平滑光亮。浅灰色的名牌西装衬出来一个英俊潇洒春风得意的老板脸。
就是这个沈奎生，坐在我面前。开始他说了什么我竟没有听进去，我只是看着他，我想进入他的内心。
一炮轰响之后
了解一下他的发迹过程是必要的。
初中毕业当生产队会计，参军入党，复员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知青农场场长、粉丝厂副厂长，后来去濒临倒闭的针棉厂任副厂长。他用自己的经营头脑和辛勤劳动使这个厂扭亏为盈。但年终总结表彰时，却功归别人。他气愤不已，白天阴沉脸，晚上拿起笔，四十三页稿纸洋洋万余言。"万言书"竟落到"被告人"手里!他不得不请"病假"。之后让他到乡里跑采购。他通过部队战友弄来六车皮"落叶松"。战友托他为老母买十五根梁造房子。他答应了。但回来后说他"只有采购权，没有分配权"……
"在人屋檐下，能人莫抬头!"
"要干就干一把手!"
他又提笔疾书。
他含着泪写出一份快板书式的辞职报告。
夫妻两个双双辞职，就在当时成为爆炸性新闻：沈奎生发疯了?
沈奎生当然清楚，丢了"铁饭碗"，那将意味着什么。风险是必然的。但风险后面不全是毁灭，风险往往也是成功的信号。
十五个朋友，十五个村民，每人紧紧凑凑拿出一千元。沈奎生大汗淋漓赤膊上阵，五天五夜，五间工房拔地而起。"支塘炒货厂"伴着燃烧的夏日在风风火火的一群赤脚农民手里诞生了。沈奎生手上炒出血泡，脸上炒成了黑炭，然后像跑单帮的小贩，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走街串村去叫卖。
"奎生瓜子"(后来叫"阿里山瓜子")名扬四方!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金钱，沈奎生傻眼了。他缺乏思想准备。他原来的"野心"是一年当个"万元户"人前人后好抬脸。而照眼下这势头，不是"万元户"而是"十万元户"、"百万元户"。这还了得!他是从磨难挫折中挣扎过来的，但他决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暴发"。钱太好赚就有些烫手，再说，本村的父老乡亲想富没有路，有路不敢走。可不可以把炒货厂交给集体，把几百个村民全都"炒"得热热烘烘呢?
月明星稀，秋高气爽。沈奎生就像当初辞职归里一样推开了村领导的家门。
"是不是怀疑政策会变?"
"有一点，"他说，"但不是全部。"
这回答极有分寸。沈奎生有着惊人的坦率，又具有十分的机警。他吃透了国情和民心。所以他的选择既可万无一失又能名利双收。
他把炒货厂无代价地奉送给集体，并且要求，由他个人承包。
"一年上交六千元吧，"在确定承包基数时村支书说，"我们纯粹是集体捞私人的油呢!""六千元?太少了。""那……一万元吧。""还太少……起码六万元。"
"六万!"村支部领导心里喊了声"乖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沈奎生从容地签了字。并由司法机关作了公证。
一年后，按照合同完成六万元净利后按四四二分成：上交四成，职工二成，厂长得四成。这一算，沈奎生好拿十万元。沈奎生又一次傻了眼。他的每一个细胞都蕴藏着奋斗人生的活力，改革的鼓点把这种活力激烈地震荡起来--在多数人没有警醒觉悟而极少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不少是逼上梁山)被驱赶到商品经济的初潮当中，往往事半功倍事一功十。对此，就是他们本人也始料未及，社会的承受力也一下子适应不了。但是常熟市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表现了对政策的严肃性。十万零六十五元一角一分应得的，全数用一个大红纸包裹着送给了沈奎生。
如梦似幻，如云似烟。沈奎生好开心好激动!可他却没有去想一想，由于他和全厂职工的艰苦努力，净赚利有四十多万元，他自己是按劳取酬，照合同兑现，合情合理合法，又何来"激动"二字?
然而--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有太多的"然而"，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种"然而"恐怕又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爬泥虫"爬了几十年也"爬"不出金"爬"不到银，习惯的思维被这仿佛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十万元耀红了眼也搅歪了心：沈奎生这小子成了"暴发户"，咱哥儿们明里不敢打家劫舍暗地里也要让你寝食不安叫你六神无主!
电话："喂，沈老板吗?我警告你，你要收敛，否则……"
"你是谁?"
"叭!"电话断了。
这是凌晨三点三十分。
于是大街小巷议论蜂起：沈奎生被绑票了。
公安局有辆小车到过他的厂，次日便又轰出一个爆炸新闻：沈奎生偷税漏税。沈奎生在瓜子里放了剧毒品山荼。沈奎生搞女人，还是军婚……
十万金钱换来的，是十万谣传，十万谣传意欲把十万金钱的持有者陷于灭顶。
穷人发财如受罪。沈奎生虽然坚强地站立着，但内心的惶惑与危机感与日俱增……
市委书记孟金元又来了。沈奎生你别怕。沈奎生你要看到主流，看到多数人是支持你的，沈奎生你大胆地往前走……
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来了，省长顾秀莲来了……
沈奎生挺起胸膛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时势造就了沈奎生。
胡萝卜加大棒
现在要听他自己说了。
对过去，他差不多只字不提。那已经成了遥远的昨天。再说，他也不再是那个赤膊上阵炒瓜子的小作坊的小工头了。他是名副其实的大财东大老板。几年来，他的企业他的公司以神奇的速度持续发展。他已经拥有食品厂、电机厂、饮料厂、彩印厂、布厂等企业群体，其中有的是他兼并"吃"下的，当初一万五千元起家，现在固定资产加流动资金八千万元。去年的工业产值达到一点二亿元，净利一千四百万元。他的起家产品炒货年产一万多吨，他对人说这数字是全国的五分之一，他的炒货分厂遍及数省，销售点在全国星罗棋布。他自己在投资一千五百万美元办三个合资企业，还说这是"小来来"，到本世纪末，要十亿产值，一亿净利……
(常熟市的财政收入地方留成只有六千万元，就是说，沈奎生支配的资金比市长的还要多。
这，怎么看?
我以为，这将是一个必然也是一大好事。如果有那么一天，有一万至十万个企业家手中的钱比市长还多，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彻底成功了。)
几十年是大政府小社会，我们企业希望小政府大社会，他说，对"大政府"表现了极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办三个合资企业，就有人要卡我们，唯恐手中没有权。假如让我来当市委书记，我就放权，放得越多越好!
常熟小城故事多，他是说是非多。"一个市长跌下来，两个书记调开来，三幢房子停下来，四部车子封起来。"为此他便说国家干部是"粉笔灰"，擦掉就没有了。还有个坏风气，干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他说他是干出来的，开始政府有人不支持，银行有人不贷款，干部有人不理解，群众有人不相信，四个"不"逼得我绞尽脑汁，卧薪尝胆。一九七五年我在村里当副书记，现在叫我当书记。"十八年才升半级"，人生有几个十八年?我不在乎这个。我当我的工业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乡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是市里给我的头衔，我开会不去，工资不拿。我干我的实业。一次高德正来看我，我说我是"三明主义"起家的：政策英明，领导高明，我要精明；三明缺一明什么都等于零。
"拼命创利润，再过三年超五亿，要做常熟第一村。"当然，我不只是为了眼前赚多少钱，我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培养了一批人。现在人财物我都下放到各个厂去了。我只管承包指标，只做三件事：决策我参与，办不到的事我出场，担风险的事我挑担子。
沈奎生对下面是放权不放任。他规定中层以上的干部必须终日携带本子、钢笔、计算器，"三要素"缺一不可，遇事随时记录，随时计算，随时汇报；公司电话通知开会，五分钟内必须到场；科室人员案头必须有台账，每天记录要做的、已做的、还有要交办的。除了"大棒"，他还有"胡萝卜"：车子房子家具衣食煤气天天出气(香烟)，他都管。他自己超豪华型皇冠，厂级领导桑塔那，科级坐面包，今年他买"奔驰"，其他人"逐级提升"；科级以上干部在本公司工作的家属，半天上班，工资、奖金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