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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政治机关报
党的二大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是蔡和森，1925年蔡和森赴莫斯科后，由彭述之接任主编，最后八期的主编则是瞿秋白。大革命失败后，《向导》周报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计发行了201期。《向导》周报在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可观，初期发行量约3000份，到1926年4月时已增长到2.9万份。《向导》周报旗帜鲜明地宣传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向导》周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全国已取得“舆论的指导地位”，这份文件还要求《向导》周报今后在宣传党的政策时“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向导》周报刊登了不少宣传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文章，其中不乏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名作。
81、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史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的报告，后来由向警予等根据其笔记加以整理后在党内流行，这是中共的第一部党史。按蔡和森本人的总结，这部党史“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这部党史开篇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由此可见，蔡和森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党史说党史，而是将其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框架中予以观察分析，体现了他的理论追求与广阔视野。
82、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但党的第一个章程是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通过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共有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二大党章将纪律单列一章，下有九款条文，占整个党章29款条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见党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视以纪律约束党员行为。二大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又开列了八种开除党员的情形，包括“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
83、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
中共党旗长期没有统一样式。今天我们参观位于武汉的中共五大会址时，可以看到会堂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画像右方悬挂中共党旗，这面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正中以黄色写着C.C.P三个字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党旗式样，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还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的党旗分发给各主要机关悬挂，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党旗。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七大，会场上悬挂的党旗左角上是锤头镰刀，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党旗基本相同。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对党徽党旗的规定，并单列为一章，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8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校
1922年9月，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1922年9月至1925年8月这三年时间中，安源这个位于赣西萍乡的煤矿小镇一跃成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党校是中共第一个党校，它于1924年12月开学。开办初期由安源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各派30人进入党校学习，刘少奇、汪泽楷等曾在党校授课，学习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俄国共产党史、国际青年运动等，党的四大后又重点学习了四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安源党校的优秀毕业生还曾被派去苏联继续深造。安源党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日后党校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85、王宏坤将军觉得自己不行
王宏坤上将系王树声大将堂弟。从容大度，打起仗来足智多谋。他从小没进过学堂，红四方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为了能学文化，先后两次求毛泽东为他写介绍信深造，主席也先后两次亲自为他向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写推荐信。在中央党校，他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越学越知自已的不足。
1937年，中央拟定他去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由他任师长。他对自己进行全面分析，感到自己文化水平还是很低，要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实在困难。他向康生提出，还是回一二九师当三八五旅旅长好，不能让自已影响了革命工作。并求康生向主席求情。几天后，王宏坤接到中央通知，毛主席批准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去了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
1950年4月，王宏坤接到命令，调他任海军副司令员，一下子提了一大格，而且要他速到北京任职。王宏坤发呆了：海军是新兵种，高科技、现代化装备的部队，指挥官的水平要求高，自己的水平能胜任吗?他求李先念向毛主席申请降级，李先念劝他还是去上任，不要让主席为这点小事操心，边学边干，能胜任的。王宏坤去北京上任后，又暗中让人向毛主席提出，他当不好海军副司令，下基层干什么都行。毛主席在一个有王宏坤在场的会上特意说：“不少同志觉得适应不了革命需要，难以胜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这些人还不想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军队，让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来笑话我们无用吗?边学边干，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万能的，都是干中学来的。”主席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王宏坤听了很受教育，这之后他才安心在海军工作，深入钻研，为新中国的海军初创立下了汗马功劳。
【篇二】党史经典故事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