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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第四篇: 周恩来小故事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
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周恩来风采》
第五篇: 周恩来小故事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秘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