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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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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书籍名:《林彪疑案》    作者: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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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一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干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