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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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我们今后的合作肯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林处长肯定了家兴的看法后，继续往下说：“在这种形势下，有些企业的领导正在寻找出路，采取措施。可不少企业的领导现在埋怨多于想办法。在认识上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少迷惑和不解。特别是一些面临关、停、并、转的企业职工，思想问题更加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到过不少单位，做了些调查研究，给我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先行。”家兴又说道。
“是这样，现在我们大一点的企业里，一般都设有教育部门，有职工技术学校；在政治系统里有党校，还有政治学校。企业里的政治学校，我们通常叫做政校，是对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我们整个工业口子，三千多个企事业单位里，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校有一千多个，承担着对二百多万干部、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林处长这就说到了政校上来了。
“李局，我们这个研究部，就是直接专门组织和指导这一千多所政校，对二百多万职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和‘普法’的教育工作。”老姜说了研究部的工作职能。
“那我们研究部的性质呢？”家兴问道。
“我们这个研究部是社团性质，研究部上面还有理事会，参加研究部的政校指定一个同志，是理事会的当然理事。再由全体理事中选举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组成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理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就是我们这个研究部。我们研究部是挂在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名下，而其日常领导、工作、人员配备等又直接受市工业口子党组织领导。”小陈秘书把研究部性质说了个明白。
“研究部的领导体系、做些什么事，我基本都明确了。”家兴立刻领悟了他来此该做什么事了。
“这研究部原来有一位领导，因工作需要调走了。现在正是需要加强领导力量的时间，工业口子领导讨论后，决定把李局给调了来。”
后来办公室的小陈、老姜、宋会计，也向家兴讲了研究部的一些日常工作等。
“李局，这样行不行，你先熟悉一下情况，等过一段时间拿个工作意见，报工业口子领导和研究部理事会，可以吗？”最后，林处长对家兴提出了个要求。
家兴想了片刻，说：“可以，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和老姜、小陈一起跑些单位了解些情况，然后拿个工作计划上报。”
家兴从研究部回到家，吃完中饭正欲休息，想静下心来筹划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可丽绢和爱国、建芳来了。
“你们现在怎么来了，吃过中饭了？”锦绣先问道。
“算吃过也可算没有吃过。”爱国模棱两可地回答。
“说没有吃不就得了，你们先坐下谈谈，我去厨房弄些简单的饭菜给你们充充饥。”锦绣连忙说着到厨房去了。
“爸爸，你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了，怎么又去一个什么研究部去担任主任？”爱国说道。
“我说我的大哥，退就彻底退下来算了，还去担任研究部主任干什么，还是我们马上就进行全面合作好了。”
“丽绢，说说你的计划和打算。”家兴说。
“我想，现在就把我在法国的大部分资金抽回中国，到上海来搞投资办企业。”丽绢看来有些等不及了。
“让我再想一想，你把资金抽回国搞投资办企业，这是定了的，我一定帮助你。但是选择什么时机？怎么做法？还需要慎重考虑和全盘计划。”
“这又是为什么？”丽绢问道。
“丽绢，你不能急，这是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你这是私人的钱，况且不是几十、几百万人民币，而是上亿、几个亿。这投入容易，万一出了问题想退出去就难了。当然投资做生意总会有风险，但总要把风险减到最低限度。所以在投入之前必须慎之又慎！”家兴以非常负责的态度说。
“大哥，一切听你的。”丽绢说。
“爸爸说得有道理，丽绢妈妈，爱国，听爸爸的没有错。爸爸现在既是在位的工业局的领导，又有丰富的搞企业实体的经验。”建芳插话说。
“我的打算是这样，丽绢继续把在法国的贸易公司生意做下去，爱国、建芳把现在上海的合资服装厂办好。你俩也多积累一些在上海办合资企业的经验。我最多还有两年就正式退休了。现在我实际是退到了第二线，到研究部去挑重担。虽然实权没有了，但我在这研究部工作，接触的面可能更广了，信息也就更多了。从现在起我可以到爱国的厂里多跑跑，作些指导，但是实际的事情我不插手，我也不拿你们厂里一分钱。共产党的干部保持晚节非常重要，一旦正式退休，我便可放开手脚帮助你们了，当然还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
“爸爸，现在上海的投资环境到底怎样？”爱国又问。
“总的来说还可以，但最好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外来投资，广州，深圳比起上海要早得多，不过相信这东南风很快会吹到上海来的。我现在到研究部去的任务，实际就是通过政治教育，使干部、职工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好、更快地适应改革开放的这个大趋势！”
家兴把丽绢这头安抚定当。就开始同研究部的两个同志着手搞调查研究。先后到了纺织、机电，轻工、冶金、医药、化工、仪表等几个大局所属、有上万职工企业的十几所政校。广泛听取了企业领导、政校校长和政治老师的意见、要求。还召开了职工座谈会，听取职工对改革开发的看法，想法，以及怎样搞好职工政治轮训的建议。
家兴到基层转了一圈，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把四位政校校长，吴春生，周权衡、马金坤、丁正一起请到了研究部办公室，并把林处长也请来，共同来商讨下一步的工作。
先是家兴开了个头，说：“我们研究部根据上级的意见，目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了个工作方案，请大家一起来研究、修改。定稿后上报研究部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和工业口子党组织。”家兴说完，接着老姜把工作方案（草案）分发给在座者，又挑选其中的重点连读了两遍，然后请大家就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最后作了些修改就定了稿。
研究部的工作方案经过批准后，家兴就开始着重抓三件事：举办讲座、编写职工政治读本、办好报纸。并针对办理这三件事，在人员上作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举办讲座由研究部办公室组织实施；编写职工政治读本由家兴牵头，吴春生、马金坤，丁正等几位政校校长执笔编写；办好报纸由家兴和周权衡负责。人员分工后，各项工作就分别展开了。
这一年，上海的经济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像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等单位，都在如火如荼地举办各种大型、公开、收费的政治形势讲座。这些讲座大都是探索、研究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一些理论难点和思想认识问题。这些讲座都是邀请市政府、大学、研究部门的一些领导，教授，资深专家、学者进行的专题讲授。家兴每个星期一至二次，去聆听这样的讲座。通过听这些讲座，他对如何搞好政校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为了帮助企业的领导，包括宣传干部、政校的校长、政治教师提高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现在研究部也准备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举办大型系列讲座。家兴围绕政校的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统称为“双基”的教育内容，组织了系列讲座。
讲座计划共分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现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经济目标等共八讲。工业口子有一千一百所大小政校，每个政校参加听讲一个人，就是一千多人，这讲座就必须是在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里举行。
计划确定好后，家兴要办公室的宋会计算了一笔经济帐：“老宋会计，你给算笔帐，办这次讲座要化多少钱？我们研究部的帐上现在还有多少钱？我们研究部日常经费又是怎样收支的？”
老宋就算了一下帐：光是这举办讲座的发通知、请老师、租礼堂等，每次就要化千把元，八次就要八千元，不要说还要印报纸、出书了。研究部是会员制，原来有三百多家政校参加，每家每年交会费八十元，全年二万多元。从去年起，会员单位只剩下一百二十来家。可研究部的正常支出：水电费，订阅的日常报刊费，发通知的邮费，研究部办的一张‘信息交流’的稿费、印刷费，还有这里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午餐费等等，一个月就要将近两千元。研究部办了三年多，帐上原来的一些节余，今年都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帐上只剩下五千来元，不要说办讲座，就连正常的支出，也维持不到年底。
宋会计把这帐一算，家兴听了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当天下午家兴找到林处长，可这位林处长却说，处里是一分钱也没有，他还想问研究部要一些经费呢。最后说来说去，林处长说：“李局，这样吧，我叫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先借五千元给你应应急。至于办讲座，编读本，出报纸当然都要钱，没有钱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可这钱从哪里去弄，办法你自己去想，我只给你一句话，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家兴一听老林的这句话就乐了，说：“有你林处的这句话就足够了，我怎么弄钱你就别过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