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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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3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终于说服丈夫，自个儿先从波士顿搬去纽约，替我所在的波士顿总公司开辟纽约业务。做华尔街业务不去纽约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纽约也跑不起，太耗公司的钱财。我们的业务因涉及形象，还得住五星级大饭店，每晚三百美元，还得在高档饭店请客用餐，而客户又都喜欢喝好酒，酒喝起来加上话又投机，很贵。这样一趟纽约跑下来，至少三千美元，一年下来开销很大。如果开一个办公室，要节省得多，但由于我给公司赚钱多,客户源大，大老板一点不在意,还一个劲鼓励我该用就用，可一生节俭的我倒有些在意，为什么要浪费资金呢？何况我读书时，尽管有全额奖学金，但生下一个孩子后，丈夫又不在身边，真让我吃够了没钱的苦，每次去银行取钱，都要想半天。人的习惯难改，何况，如果公司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于我们、于顾客都方便。我于是孤胆去了纽约，为公司在纽约“另起炉灶”，使我们公司在世贸大楼一号楼的79楼层有了新家。好在我的丈夫总是能理解我，在1996年年底终于同意搬来纽约，去到华尔街任职。
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这次搬家，是第一次“带家具搬迁”。丈夫在离开波士顿的那个感恩节早上，把我们的家具由搬家公司搬到纽约，然后将我们两千英尺的复合式两层楼公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楼下的曼莉伦――我们女儿小时，她替我们照看女儿。我们搬走后，就把房子比市价低百分之三十租给了她。
五年后的2001年夏天，曼莉伦终于存下足够的钱，买了自己的房，于是我们把在美国我们所拥有的第一个房子卖掉。但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把卖房子赚到的十万美元，立即买进了风险最大、回报看来应该最高的高科技股。我们当时想，股票市场从2000年4月中旬的5000点跌到2001年6月的2600点，还会继续跌吗？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点。人算不如天算，这十万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Cisco），Sun，郎训（Lucent），今天只值一万八千元。
不过，不该我们得的，就不该我们得，股票市场是再不敢去了。为了将来的回报，输去今天的稳定，太不应该。
但我们仍然很爱纽约――这是一个对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城市。由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赋予我们的一切生机，我终于没能在1999年离开美国回北大任教，再次放弃了北大校园和校园里百年老树旁那绕房而飞的灰喜鹊，这也许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虑家的利益。一位我尊敬的老者劝我说，过日子也不用过得太满，留点遗憾也没有什么不好。再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在2000年为我出版了博士毕业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有两年，我天天从睡眠中抽出时间来，将这非常复杂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的出版，减轻了我心上不能返回校园的歉然。
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先从公寓搬到公寓，爱上新州后，又卖掉公寓，搬进一个独立砖房。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尽管地税很重，每年要付出一万三千美元，但朋友都说在这世界上，还只有在美国这地大相应人还不太多的地方，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而不用付资千万。我想，他们是对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创作室”，或用我的朋友、北大出版社张副总编的话来讲，我有了一个“会馆”。他在2002年夏天因出版事宜，从北京来过我家，他希望我不仅仅是在世界的各大机场候机室――我以前的作品，全是出差时候在机场逗留时写成――而且能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会馆”里，喝着清茶，写出百万字的好书。我答应他，同时也答应中国出版界对我抱有极大期望的朋友们：凡是针对今天中国与西方接轨的有可读性的作品，能帮助中国人更深一层地了解外国，外国人能少带偏见地去真正了解中国的书，凡是能打动我心的书，我都愿写，边写边工作，让生活充实，让情感更新，让我的笔将那精彩的人生和丰富的职场经验，带给更多的朋友，带给那些求职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职场上功成名就的壮士……
后记
2000年，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出版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了读者为该书的深情所感动的信息。一岁就失去母亲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历，往往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在那本书中，我将自己毫无遮拦地呈现在我的亲朋好友和陌生人面前，只希望我的真情，我的心跳，能激发和带动同样的真情，同样的心跳；希望优美的文字能点亮无数有着相似经历女孩的心路――因为心永远都是孤独的；希望爱的火焰能温暖每一个来到世上就失去了母爱，因而在人生的路上不断需要理解和帮助的孩子们，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