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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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在三国鼎立前十几年所提出的，所以其中存在些许失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关羽军的毁败和刘备争夺荆州的失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隆中对”中“若有荆、益”之说的影响，所以我还是把这点算了进去。
第二：错误地支持刘备发动彝陵之战，至少是没有明确劝谏刘备。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以为我在说胡话了。的确在《三国演义》中孔明是说道：“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若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但我翻阅了《三国志》，书中却一个字也没讲到诸葛亮曾经苦谏过刘备，相反赵云的谏词倒是清楚得很。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小说中为了颂扬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做必要的加工和修饰是完全可能的。《三国志》作为一部重要的史书，如果诸葛亮真得曾经苦谏过刘备，书中必定会有记载。还有一点可证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其中“秭归蹉跌”就是指以后的彝陵之战，从“难可逆见”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没有想到刘备会在彝陵之战大败而回，起码可以像第三次重分荆州那样，两家各得到一些利益。
第三：对刘禅问题的处理方法上有一定的失误。从《前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刘禅的处理态度。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事无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费YI、董允、向宠等人，“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实际上就是让刘禅什么事情也别干，什么主意也别拿。当然这从一时看，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诸葛亮这样做的做法是欠妥的。试想：如果一个一切要依靠群臣，自己毫无主见，怎能当个好皇帝？而且诸葛亮死后，蒋琬、费YI又继续执行诸葛亮的做法，大约要到费YI执政的晚期，刘禅才开始处理朝政。我们知道，刘备死时，刘禅已经有17年了，到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刘禅已有21岁了。费YI死于公元253年，也就是说从刘备死时的公元223年到公元253年这近30年的时间里，刘禅做了个“无权皇帝”。同样的，孙权在接掌东吴时，也是20岁，他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卓越而老练的政治家、外交谋略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孙权是通过自已的实践，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反观刘禅，本身资质就不如孙权，再不给他多加实践的机会，他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为之主呢？
第四：对马谡的使用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其实对于诸葛亮在如何使用马谡的问题上，我有些独到的看法，我会在以后向大家做出阐述。但是，蜀军由于在马谡的问题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也把这点算了进去。
第五：用刑之失。街亭失守，诸葛亮斩马谡，又杀了李盛、废了黄袭，还把李邈、遣还成都，对于收藏马谡的向朗也“免官还成都”，永不重用。（参见《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违众议而用马谡是诸葛亮本人，而且北伐也确实需要像马谡这样可以出谋画策人材，像这样不给别人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就以明军纪给斩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认为这也是不妥的。
第六：诸葛亮处理政务有着严重的失误。也是我个人认为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无论是政事还是军事，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公事私事，不论大小，事事过问。甚至于要亲自核对帐簿，乃至“流汗竟日”；“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者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与《杨戏传》裴注引《襄阳记》）这本身虽然反映出诸葛亮勤劳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质，但他做为蜀汉政权的“第一把手”，更应该多带些战略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全局相关的大事上去。而且这样做还有三个坏处：其一：过多地过问琐事，势必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抓小事多了，势必会影响到抓大事上去；其二：诸葛亮如此勤劳忘我地工作，势必会影响到另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无法发挥出他们自已的主观能动性，刘禅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三：事必躬亲对诸葛亮本人的健康也十分不利。诸葛亮死时的年纪并不大，只有54岁，相比曹操死时66岁、刘备死时63岁、孙权死时71岁而言，确实算得上是英年早逝。。诸葛亮就是由于过度的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健康而过早地去逝的。
当然诸葛亮虽说有此6失，但不能否定他本人是三国时期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诸葛亮他的高尚品德，恪守诺言，扶弱抑强，忠于职守，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所学习，所称赞！！！
诸葛亮权倾朝野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